农业劳动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源动力。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决定着农业自身的现代化，而且也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这其中既有正确的探索，也有不可避免的失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正是这种探索中一个生动的历史缩影。同是，它也是建国后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对中国农村、农业的发展，对亿万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绕不开的一个历史环节。认真研究这场运动及其利弊得失，不但有助于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选题以大寨为基点，从宏观的视角，按照运动发展的脉络，考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起、初兴、高潮、结束时期的状况。　　 第一章，农业学大寨的提出。本章主要考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的动因。　　 从大寨自身来说，由于有了一个好的领头人、一个团结的领导集体、一群奋发图强的大寨人，从而使大寨迅速崛起。然而从众多的生产典型中脱颖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样板，则是因为大寨体现了更多的时代需要。第一，大寨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解决了吃饭问题，其增产经验带有普遍意义；第二，面对暗流不断的包产到户，大寨之路证明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第三，大寨干部坚持常年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密切，不仅是提高集体经济活力的好办法，也在当时被视为“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第四，大寨“有差别、不悬殊”的记工方法与毛泽东倡导的“既反对平均主义、又不过分悬殊”的分配方式相吻合；第五，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此，1964年12月21日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提出了向大寨学习的号召，拉来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帷幕。　　 第二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兴。从提出“学大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兴时期。　　 在这一时期，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宣传、参观大寨；树立本地的“大寨”，成为运动的主要内容。虽然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临近，大寨由生产典型向政治典型的演变已露端倪，总起来说，这一时期运动的主流还是积极、健康的。全国学习大寨基本上做到了因地制宜，大寨对自身的不足也有正确的认识。　　 第三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到1977年11月安徽、四川率先吹响改革的号角，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时期。　　 在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在继续，甚至在生产上也不乏强调科学，但由于与“文革”的交织，学大寨的主要内容与初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寨的劳动管理、“整五种人”等“左”的经验被推向全国，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受“文革”的影响，整个运动的价值趋向也由生产滑向“革命”：强调阶级斗争、突出政治、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倡导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从而导致运动发生偏轨。其原因，除了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外，大寨的榜样示范、宣传大寨中的误导、形而上的思维定势以及长期以来经济问题的政治化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虽然这一时期，“反大寨”的政治压力很大，但中央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还是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抵制；地方上还自发出现了扩大自留地、经营副业、搞包产、以及建设“大寨县”的变通等“反大寨行为”。广大农民以及部分基层干部以不易觉察的方式，甚至在受批判的旋涡中，修正、改变或消解着这场运动。而农业学大寨运动之所以长期高涨，除了其中“左”的内容迎合了“文革”的需要外，也是领袖、组织、媒介、参观、会议等多种政治传播方式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四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本章主要考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的原因和历史过程。　　 被“文革”裹胁着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既担负着“革命”的重任，又寄托着生产的希望，二者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脱离。当经济行为失去其经济价值，时代必将剔除那些“革命”性的措施与话语，在其客观现实性上，使生产行为回归于经济。这也预示着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可避免地会退出历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安徽、四川率先吹响了改革的号角；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不但使新闻界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了距离，也使一些地方开始反思农业学大寨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转变了农村发展战略和指导思想。这一切均意味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将要耗尽它最后的能量。1980年11月23日，中央对山西《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加了一个几千字的批语，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并以中央83号文下发全国。至此，轰轰烈烈搞了十几年的这场运动，画上句号。　　 第五章，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析及经验教训。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评析，并总结了经验教训：第一、根本的问题在于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二，生产关系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第三，坚决摒弃依靠阶级斗争发展农业生产；第四、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建设要双管齐下；第五、必须树立正确的阶级分析方法；第六、必须正确对待典型。　　 最后，深化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之主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结束，在一定意义上说，不是其本身的失败，而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失败。因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所维护的是人民公社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所依存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大寨模式”最终让渡于被视为“逆流”的家庭承包制，说明制度的选择与完善必须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及发展水平，否则，这个制度将难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