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再添新动力。我国企业借着时代的东风,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不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助力经济新常态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经济持续增长。2018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个百分点。“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加强和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与合作,使得国内过剩的产能和外汇储备能够和沿线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他相对优势结合,促进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不仅符合我国和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展现了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浪潮中的独特智慧。然而,绵延上万里的古丝绸之路也蕴含着诸多的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沿线国家总体上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产业基础薄弱,国家政权面临较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沿线部分国家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裕,但也是多个世界大国的利益交汇处,地缘政治博弈严重,甚至面临着恐怖主义和外部战争的威胁。但是,我国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规模始终在不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资金主要流向新加坡、老挝、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而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8)》评级数据显示,在政治风险方面,“一带一路”国家整体排名属于中等偏低位置。在所选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新加坡是唯一的政治风险评级处于AA级的国家。本文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分析,重点就我国在沿线国家的OFDI是否存在政治风险偏好做出了说明。本文使用我国OFDI集中流入的35个沿线国家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引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并不存在政治风险偏好;自然资源丰裕的沿线国家的法制水平对我国OFDI有着显著影响;非自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有效性水平对我国OFDI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整体的直接投资同时表现出了资源寻求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