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自由是合同法乃至民商法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意味着民事主体按照理性判断，自主参与民事生活，签订合同以管理私人事务，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民事主体的非法干预。但是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所以，法律中往往会有诸多的强制性规定以使合同行为在合法的空间内进行。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我国司法实践中曾经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合同效力否定的做法，然而这不仅仅损害了合同自由的原则，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恶性违约行为。在这种背景下，新《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做出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并且在《合同法解释（二）》中将“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便如此，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疑窦。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致力探讨这个问题：第一部分通过对违反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的比较法考察，主要分析古罗马、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英美等国对待此问题的态度。第二部分则是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困境予以分析。主要探讨了一下几点问题：1.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违反公序良俗的关系；2.对强制性规范做效力位阶限定的合理性与否；3.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制性强制性规范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则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并且综合我国国情提出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判断路径：从字面解释、规范目的解释明确强制性规范之所在，主要采取利益衡量的方式来判断；第四部分通过对强制性规范的类型化来具体讨论：1.合同订立形式违法；2.合同内容违法；3.合同履行违法；4.履行行为的情势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