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中国现代文人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之心路历程，力图以一个综合性的立体结构来组织成篇：横向的结构上，通过对周作人文本的具体解读，通过周作人对兄弟亲情的无情疏离之考察，通过分析周作人深厚的日本文化情结，通过周作人抗战期间的实际言行，研究他成为“文化巨奸”的深层原因，解读他对自己失足的双面态度；纵向的结构上，希望通过对几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之解析，考察、反思周作人在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的有别于中国正统的文人心态，包括思想立场、人文姿态等，在整个文化与文学转型的中国现代时期的意义呈现问题。 前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对象“从‘先驱’到‘附逆’——周作人“附逆”之思想、文化心态研究”作了简要界定，并简略分析了周作人所具有的文人心态——极端个人主义或为我主义，以及此种个人主义与中国古代“自由”的内涵、西方个人主义的渊源和复杂关系。通过对该论题近年来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章，从“民间文化之复兴比国家兴亡更重要的思想之萌发”、“‘和平的造成新秩序来’”、“成为社会主义的理论权威”、“开辟‘自己的园地’”这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周作人“五四”前后所持的思想立场、文化心态。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曾以个人主义为解构武器，深刻反思、批判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思想；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思、批判精神是可贵的；个人主义是解构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一把利剑，但历史上的个人主义是在民族、国家范畴内发挥积极作用的，超出了这个范畴，则更多地表现出负面性。 第二章，从“对骨肉亲情的背离”、“‘不辩解’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周氏兄弟”从“永不分家”到兄弟失和之间的思想转变。兄弟分手之后，两人各奔东西：一个成为荒漠中走来走去的斗士，一个躲进苦雨斋成为人间的看客。周作人其人、其文的格调大变，由先前的明快、朗然，逐渐变得灰涩、清冷，他宣称“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却是虚幻”。他以消极的方式入世，将思想内敛于生命体验中，漫谈古今中外野史杂著，走向一条不为他人轻易理解的道路。他躲入书斋，成为“苦雨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也借当下经验叙述历史，逐渐远离了激进知识分子的溅血呐喊。 第三章，从以下五个方面：“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战士”之余风、“岂有豪情似旧时”、“我们永远是在于过渡时代”、“我是不相信群众的”，深入探讨了周作人从热血战士走向现代隐士的闲情出世之路。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叛徒”，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转入自己的园地成为“隐士”，自称曰身披袈裟的方外人士，占据周作人思想核心的是个人本位的价值理念。 周作人逐渐成为唯理作家，以理性清明、性喜淡泊著称，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在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激进的政治参与失败后，满怀孤独、绝望、宿命情绪，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独力再造自由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探索期。 第四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周作人，其思想、文化心态除具前述特征外，其日本文化观及其对日本的独特感情亦独具特色，影响和左右了他一生的思想发展、人生荣辱。本章从如下四个方面：“知日派”作家、生成“东洋人的意识”、“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中日文化共同体”的幻想，具体分析了这位宣称“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的作家身上浓厚的日本文化情结，以及这种厚重的文化情结对周作人的人生荣辱和生命沉浮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四”以来，受西方进化论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一般人对社会发展持一种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历史观，周作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他虽然同情革命，但并未成为革命党，一直与革命保持着某种游离或距离。“新村”理想破灭后，他不再幻想大同，他信奉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使他退向幽深、封闭的自我环境，把眼光投向日本江户艺术，作为精神、理想寄托。深厚的日本文化情结，导致偏爱日本江户文化的周作人超越国界、民族，产生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五章，曾宣称“愿做苏武去牧羊”的周作人，终于耐不住“流水斜阳太有情”的诱惑而执迷入俗；由于“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周作人终于不惜身家、名节，成为“文化巨奸”，在夹缝中卑微地活着；在这之间，周知堂“对于中华民族的负债”毫无疑问地将其置于民族罪人的境地。本章从历史的层面，具体分析了“文学之‘恶’”；同时，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角度，对周作人的“落水”作出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反思，并对其思想流变、心路历程作出总结。 第六章，1945年是周作人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学者、名流、伪政府高官，到为身幽缧绁的“文化汉奸”、“阶下囚”。面对“风雨如磐前路赊”的个人前途，周作人困惑至深，他为自己辩解曰“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都曾经充当了日本“以华制华”的文化策略中的一颗棋子，这成为他一生都洗不去的污点。 从“感时忧国”的文学正统看，周作人离弃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立场——有风骨。从“文品与人品”的角度，按照“以存史迹，而分忠奸”的原则来考察，周作人的悲哀在于：当他被政治意识主宰了时，其文学意识便逐渐丧失了，最终成为人文分离的典型特例。 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的歧路中，伴随着他的思想巨变。对中国国民性之劣根性的绝望和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的绝望，是他“附逆”的思想根源；深厚的日本文化情缘，民族虚无主义情结，“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求生存的本能，功利主义、犬儒主义的生存哲学，娶日本女子为妻和为自身盛名所累，认为“天下无真是非”，认为“人们永不知道世界运行的方向”、复兴民间文化比国家兴亡更重要的思想等多种合力成为其“附逆”的复杂动因。 本文认为，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之心路历程，既是周作人在传统与现代交合过程中无所依傍的矛盾悖论的复杂心态的表征，又是他对自己在国家抵御侵略和个人投降侵略者的矛盾生存处境的丰富体察与认知的结果，其中寄予了个体生命对历史、民族、国家的深刻绝望、无奈挣扎和现实背叛。 透过周作人从“先驱”到“附逆”的心路历程，可以体昧到中国现代意识流变的过程，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文化接受史的侧面；文人的心态和价值取舍亦历历在目。周作人之心路历程所蕴涵的知识者精神历程和思想演进的复杂、矛盾、悖论与艰难，正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进行艰难的现代转型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