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理性是整个近代哲学思想的主题,理性的人从本质上应当是自由的。追问自由的动机,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费希特站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首先他在对知识学的论述中以观念演绎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绝对自我以及行动的直接性与确定性。知识学中的自我是一个理性的规定者,他要求是一切实在,为此自我要通过行动打开认识自身的反思,通过行动而洞见绝对我的自由意志并且打开一个新的为我的世界。绝对我要将他的原始行动上升到意识以获得自由,但是当自我意识到他是行动的存在时他已然面对着非我而只能是一个有限的自我,反思作为意识的活动也始终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理想的行动在费希特那里最终要上升为信仰。　　 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过程将在费希特对人的使命的阐释中以一种更为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作为自然力量的表现,禁锢在因果联系之中,但是一个绝对我的确立打开了自我创造外部世界以及返回自我、认识自身理性的行动。它分为三个环节:我在对自身的怀疑中发现一切不自由的经验,绝对我发出了行动的要求,行动作为思想的行动即是意识,自我的行动直接指向行动主体的自由。在知识的环节,我与自我意识的精神进行对话,我要在不自由的经验中克服非我,并努力通过将自我与非我设定于自我之中以此将自我与非我统一起来,实现我的理性的实在性。费希特从反思入手,在知识中树立思想的尊严,我与非我等置后的我是具有规定性自由的有限的我。有限的我此时达到精神自我意识的最高阶段,它以良心作为中介,接受来自超凡世界的呼声,这呼声即是无限意志的命令,它下达于感性世界,给这个世界新的标准与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呼唤了全部的行动来实现人的神圣的使命。　　 康德划分了认识的对象,而费希特则是针对生命的实在进行划分,从“我”直接切入思想,要求达到对绝对我的直观,这种反思达到的是无限的世界,行动的我虽然在无限的世界中直观到道德法,但是直观的方法尚未上升到概念的把握,思想还没有以概念的方式说出自身上升到绝对知。费希特仍然是在信仰的范围内追求理性设定的实在。这种追求同时也要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阶层是特别要指出的。费希特认为在人们通过行动对现实世界发生实际影响时,学者阶层担负着特别的使命与职责。学者本身应该成为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表征,他们自由地开发并传授一切对我们精神教养、道德教养有益的东西；同时他们洞察着时代发展的特点与趋向,引导我们的世界不断向着人类的理想世界前进。　　 “我”与行动两个主题将在本文中通过费希特的三本著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人的使命》以及《论学者的使命》而展开。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试图为知识确立理性根据,而这个理性根据同时也是人的规定,是人们所要达成的使命。人的使命不仅包括用思想与行动达到真理,还要在行动的意义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性,从而达到改变感性世界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将由学者带领人类共同体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