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焦裕禄精神的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研究逐渐成为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焦裕禄精神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焦裕禄带领兰考民众进行“三害”治理这一历史事件之中。虽然学术界对焦裕禄精神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对于兰考县“三害”治理相关研究,还尚待进一步的深化。厘清兰考县“三害”治理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深入研究兰考县“三害”治理是进一步弘扬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当前生态环境形势仍然严峻,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兰考位于豫东平原黄河故道,风沙、盐碱、内涝(以下简称“三害”)问题由来已久。兰考境内黄河故道两侧的背河洼地、故道中心的河床槽形洼地以及零星的碟形洼地,形成了自然的低洼易涝区。由于均位于故道一带黄河冲积物上,沙、涝、盐碱在成因与地理分布上具有密切联系,常常互相交织,迭为灾害。受风沙、洪涝、盐碱化威胁的土地占全县耕地的90%,人民苦不堪言。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害”问题得到基本的治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在平原河网化和“大跃进”中当地所采取的一系列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兰考的“三害”又猖獗起来。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大背景之下,“三害”愈演愈烈,并连带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迫使兰考县政府对“三害”问题做出连锁反应,着手进行解决。但在治理初期,“三害”的治理囊括于生产救灾之中,而非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整体上看,政府对“三害”的初步反应主要目的是遏制灾害的进一步蔓延,相关措施仅是调拨物资支援灾区、颁布相关法律等,对于“三害”的基本情况没有整体的把握,对“三害”没有形成系统的治理方案,对“三害”治理问题的长期性与困难程度认识不足。总体来说,兰考县“三害”初期治理收效并不显著。1963年8月的大暴雨成为兰考县“三害”治理全面展开的契机。在全面详细的实地勘察与政治动员的基础之上,“三害”治理全面展开。兰考县的风沙治理以农业为基础,以“以林保农,以农养林,农林密切结合”为基本方针,坚持贯彻落实“国有国造,队有队造,国队合造,谁有归谁造,谁造归谁有”的政策,对沙丘、风口采取因害设防、因地制宜、多种多样,综合治理,互相促进,密切结合的办法。内涝治理则是在河南省委制定的“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的平原治水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继续执行“以排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整修配套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和“舍少救多,舍坏就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不使水灾搬家”的治水原则,运用“夏秋雨季观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合”的方法,和干部、老农、技术员三结合的方法进行除涝。在步骤上,根据力量先做用工少、收益大、立竿见影的工程,后做用工多、收益广的工程,尽快达到排水工程配套的要求。在治理盐碱、改良土壤方面,抓住因地制宜的主要措施,综合利用,认真总结和运用了当地群众行之有效的治碱经验,实验性地接受了外地的科学技术经验指导。在“三害”治理的过程中,诞生了大批的模范公社、大队和个人,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其中双杨树的道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不仅推动了“三害”治理的进一步深入,更成为焦裕禄精神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兰考“三害”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许多老灾队一跃变为余粮队,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兰考的社会面貌,但“三害”并未得到彻底的治理。兰考“三害”缘何迟迟未能得到根治?20世纪末兰考“三害”的大幅度好转,首先较为明显的依赖于近年来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六、七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制度成为限制兰考“三害”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三害”的治理应当依赖于科技的快速发展而非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尽管当时政府、技术人员、有经验的老农“三结合”的人员构成从理论上讲并无太大瑕疵,政府也成立了相关的科研机构,但技术仍较为落后。“三害”相关科研、农业的机械化、化肥研制、耕作技术等都决定了当时不可能完全根治“三害”。兰考“三害”虽未能得到彻底的治理,但是却诞生了焦裕禄精神。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在当代又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具有重要的价值。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三股劲”,即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兰考县脱贫致富的历史进程,为当前国家扶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