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周作人的启蒙思想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又是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中的两种基本价值。本文以为，周作人启蒙思想之紧张，也即是其价值取向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价值的紧张与冲突。随着启蒙的深入，价值多元主义的消极自由价值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尤其是五四时期，这种张力表现集中、变化明显。　　因此，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以启蒙为落脚点，从态度、价值观的转变两个角度描述周作人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变化;第二，在此基础上，廓清周作人消极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表现。为了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本文拟设计如下架构。　　在理论层面，为了深入分析周作人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引入伯林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概念;　　在内容层面，预备由《两个鬼》刊误声明“我们”、“我”之辨切入主题，引出周作人启蒙思想之紧张以及其消极自由价值取向的特质。在第一章的工作主要是，一、简要交代选题动机和研究概况;二、基本概念廓清，理论准备;三、将从宏观着眼，介绍英法自由主义启蒙传统以及近现代中国启蒙语境，并将其过渡到周作人的启蒙思想上。第二章，将直奔本文的第一个关注点，即从态度转变、价值观变化两个角度分析周作人启蒙理想的弱化。第三章，主要解决本文的第二个关注点，即分析周作人消极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表现;　　在逻辑层面，本文主要基于对周作人如下的逻辑前提，并试图利用这种判断将本文的一组概念（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两个关注点，三章内容有机整合到一起，形成周作人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研究的完整体系:周作人是一个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坚守个人主义、价值多元主义、经验理性、宽容思想的消极自由价值。但由于中国启蒙语境的影响，其启蒙之言行却自觉不自觉地带着积极自由的色彩，尽管这种“道德的光芒”一再为其所厌恶和排斥。启蒙价值立场上的紧张（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必然导致对启蒙的犹豫，对启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怀疑。不能启蒙基于积极自由的难以推进，因为教训之无用和凡人之悲哀;而不愿启蒙的思想背景则源于消极自由的促发，既然人类不齐，价值多元，那么何必要以一种价值去置换另一种价值，而且处处显现出道德与说教的色彩?从一元论的共识到多元论的共存，价值预设（稳固的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宪政制度）都是必须的，然而周作人却对政治建设兴趣不大。对于文化价值，也多是从否定性角度出发的“反礼教”思想，与胡适的热衷政治自由主义有所区别。　　周作人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和怀疑精神，是解各种启蒙绝对主义元话语毒害的一剂良药，然而作为先行者，周作人不仅是孤独的、“不讨好的”，也是一个“寻路的人”。不容否认的是，反对“定于一尊”，对价值多元的坚持有可能意味着终极信仰缺失，进而陷入价值相对主义的泥塘。当外界环境变化或人生失意时，轻易地为“凡人之悲哀”所困扰，造成悲观情绪和迷茫心态、混乱判断，最终被生存理性裹挟，违背民族情感、国家大义，做出错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