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象征手法是《双城记》的一大文体特色，其魅力在于突破表层文字的限制，以间接的形式表达深层的象征寓意，增加了作品的内涵与深度。本研究以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及其两个汉译本（罗稷南译本、孙法理译本）为研究对象，自建英汉平行语料库，并借助语料库软件ParaConc进行数据统计，考察《双城记》中的象征手法及其在两译本中的翻译情况。研究发现如下:　　《双城记》中的象征手法主要以词汇和语篇形式呈现，其中词汇层面的象征手法占主要比重，为85.9％，尤其是颜色类象征手法，占比高达44.6％;其次是动作类和声音类象征手法，分别为23.6％和17.8％;再次是语篇层面的人物活动象征手法、社会环境象征手法、自然环境象征手法，分别为5.4％，4.7％，4.0％。这表明《双城记》以颜色类象征手法占主导，结合声音、动作、环境和人物活动等构成多维度、多层次的象征系统，以此提升作品的艺术魅力。　　从象征手法再现的角度看，两译本都再现了原作语篇层面上的象征手法;在词汇层面上则略显差别:孙译本中颜色类象征手法再现率略高于罗译本，分别为96.7％和95.1％;而罗译本中声音类和动作类的象征手法再现率都略高于孙译本，分别是100％和98.5％（罗译本）;98.0％和92.3％（孙译本）。总体上，罗译本的象征手法再现率高于孙译本，但差别不大，分别为97.5％和96.4％。由此可见，两译本都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象征手法。但通过对词汇层面象征手法的热词统计（鉴于语篇层面的象征手法是以语篇形式整体呈现的，又不便于做热词统计，为此我们建立了附录，便于查阅比较）发现，两译本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罗译本的热词种类少于孙译本，主要体现在颜色类象征手法中的“红色”，罗译本仅以“红”、“红色”、“血”来表示;而孙译本除了这三种外，还以“殷红”、“猩红”、“通红”、“血迹”表示，词汇种类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罗译本的热词偏书面体，如在传译声音象征符号“脚步声”和动作象征符号“编织”时，罗译本频繁使用“足音”和“编织”;孙译本则偏口语体，如在传译声音象征符号“脚步声”和“囚车声”时，常以“脚步（声）”和“隆隆”表示，另外在传译动作象征符号“编织”时，常以“织毛线”、“打毛线”的动词短语表示。通过进一步跟踪文本发现，传译过程中，罗译本倾向于跟踪原文形式;而孙译本更注重译文的自然流畅，倾向于运用汉语的习惯表达。　　本研究借助语料库手段，融合翻译学与文体学视角，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双城记》中象征手法的翻译进行了探究，为象征手法翻译研究探索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并为《双城记》翻译研究做出了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