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译论注重翻译标准的厘定和对标准的遵守。因此，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在原著与译作之间的文本对比，所遵循的翻译最高准则是“忠”。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译论界出现“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范式转变。研究者开始从宏观的视角来研究译本的产生过程以及影响翻译的诸因素。这一转向也促进了人们对翻译的理解，即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在诸多影响翻译的因素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本文以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的“翻译即改写”和“操纵三要素”为理论依据来研究晚清意识形态对译者及其翻译策略的影响，除引言和结论，共有四章。 第一章对翻译研究的回顾。首先评述了中西方传统的规范性翻译研究理论；然后介绍了描写翻译理论，70年代出现的“文化转向”以及列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列菲弗尔指出：翻译是重写，翻译即操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影响翻译的三要素；最后谈到意识形态这一方法对中国译界的影响及所取得的成果。 第二章指出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关系。本章首先回顾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和发展，并明确了它在本文的含义，然后对翻译策略以及韦努提关于归化和异化的理论进行介绍，最后运用列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决定翻译策略的理论，指出意识决定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的处理方法。 第三章晚清意识形态对文本选择的影响。通过对梁启超提倡政治小说翻译，严复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翻译，以及林纾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分析，得出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政治意识决定的。 第四章晚清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在晚清，译者由于受到译入语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他们不是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就是不想在译作里传播自己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 总之，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受接受语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与操纵的一种行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翻译，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对翻译研究和实践都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