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儒学困顿、佛道相继崛起问题，并应对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是唐宋以来儒家所必须面对且致力于解决的时代难题。由于各种原因，唐代韩愈李翱等人虽然率先唱扬儒家道德，主张复兴儒学，批评佛道，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不过却也为宋明道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荆公新学是北宋儒学复兴思潮当中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王安石率先提出道德性命学说，调和三教，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熙宁变法，存在着两个面向:其一是解决北宋王朝存在的内外危机，探求一条富国强兵之路，这是目前学术界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二则是唐宋以来儒学复兴运动在北宋文官政治文化的框架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纳治统于道统，将儒家理想中的道统、治统、治道、学统四者合一的致道趋向与主张，这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本文首先从荆公新学的概念出发，围绕王学官学化进程，对于什么是“荆公新学”概念、概念的由来，内涵与外延做了系统阐述，力求准确的把握荆公新学的真实意蕴。而对于道学概念的界定以及荆公新学与道学之间关系的梳理，为本文进一步的展开做了重要铺垫。　　在本文看来，荆公新学显然包括了三个相互贯通的层面:道德性命论、新道统论、以及荆公经学。其中道德性命论构成了荆公新学的道德形而上学，而荆公经学则侧重于形而下的礼乐刑罚，中间则是主体道统论的建构、致道主张与实践。　　道德性命部分，王安石受到老庄佛教的重要影响，提出了一个道德性命相贯通的理论建构。但是由于他的道体论、道气观、存养论等方面过于受到老庄道论的影响，以至于王安石所谓的道明显偏重于天道无为，出现二程所批评的天道人道裂为两厥的情况。而佛教对于荆公新学的影响主要在于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以及人性论的开展方面。荆公新学对于理学家所探讨的心、性、命、情、理、气等核心概念以及道气二元、心统性情、穷理尽性等命题都有探讨或者涉及，但与理学家相比，这些探讨或者是点到为止，或者由于未能摆脱佛道的阴影，而不能贯通，存在很多矛盾之处。这可能与他们所分别采用的体用不二与理一分殊的理论建构方式、以及《中庸》之学与《大学》之学有关。　　荆公新学的新道统论以道德性命论为基础。王安石在一些著述当中阐述了他的超越韩愈，直承孟子的由伏羲、尧、舜、禹、汤、文、武以至于孔孟的道统思想。在他看来，继承道统的都是兼融道德性命、礼乐刑罚双重意蕴的。王安石认为道统、治统、治道以及学统在孔子以前的圣王时代是合一的，在孔子之时，道、势出现了分离，以无位的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掌握了道统与学统，由此王安石认为君主与掌握了道的儒士大臣之间是师徒或同志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王安石认为道统高于治统，掌握了治统的君主应该问学于得道的儒士。王安石恢复道统的最终目标，在于按照道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将治统纳入道统中去，而这就必然要求实现三代政治，这是熙宁变法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王安石既然把自己视为道统的传承者和担当者，那么自然认为自己有义务将儒家之道传接下去并发扬光大，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这即学统。王安石对于学统的构建主要是熙元变法期间通过《三经新义》来展开的。《三经新义》取代《五经正义》被立为官学，表明荆公新学性理之学彻底取代了汉唐章句训诂之学，新学统构建正式完成。　　在荆公经学部分，王安石对汉唐训诂考据经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主张性理解经、唯道是求，兼取百家，为我所用。王安石强调经学必须经世，经术以造士，这在他的很多著述里面有着充分的反映，而为了贯彻这一理念，王安石撰写颁布了《三经新义》，当然为新法服务也是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的理论建构特别是他的得君行道践履，荆公新学占据了北宋后期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对于宋明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安石在道德形而上学上的创见及欠缺，为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完善儒学、并且超越新学奠定了基础;而其在外王事业上的最终失败，对于宋明儒学的全面内倾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