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是在划分自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对他人情绪的意会和体验,并产生与他人相一致的情绪感受。研究发现共情存在明显的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差别现象。譬如,相对内群体成员,人们对外群体成员更难共情,乃至对外群体成员的痛楚感到欢愉或对外群体成员的快乐感到痛苦。这类对内群体与外群体产生的不对称共情现象被称为群际共情偏差(intergroup empathy bias)。基于美国被试的研究表明,群际关系影响群际共情偏差。当两个群体处于竞争关系,亦或是合作或相互独立关系时,都会产生群际共情偏差。为什么当群体间不存在竞争,甚至是合作关系时,被试还是会产生群际共情偏差呢?我们考虑文化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中个体的自我建构模式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譬如,西方个体以独立型自我建构为主,东方个体以依互型自我建构为主,不同的自我建构模式影响人们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因此,我们推测基于文化差异的自我建构模式可能调节群际关系对群际共情偏差的影响。本研究将通过3个实验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实验1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重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以探讨对于东方文化下的被试,群际关系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群际共情偏差。实验2基于自我建构量表筛选出具有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互型自我建构倾向的两类大学生被试,然后重复实验1的实验程序,以考察自我建构模式是否调节群际关系对群际共情偏差的影响。实验3以无明显自我建构倾向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自我建构模式启动范式,进一步探讨自我建构启动是否调节群际关系对群际共情偏差的影响。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中国被试,当群体之间处于合作关系时,不存在群际共情偏差,当处于竞争与独立关系时,存在积极共情与反积极共情的群际偏差。因此,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个体仅在竞争和独立关系中存在群际共情偏差,在合作关系中不存在。(2)对于独立型自我建构的大学生,当群体之间处于竞争关系时,被试对内群体与外群体表现出了所有共情类型的群际偏差;合作与独立关系中都仅仅表现出了积极共情的群际偏差。对于依互型自我建构的大学生,当群体之间处于竞争关系时,被试对内群体与外群体表现出了所有共情类型的群际偏差,在独立或合作关系中均没有产生任何类型的群际共情偏差。因此,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中国大学生对内群体与外群体表现出了更多的群际共情偏差,而依互型自我建构的中国大学生则表现出了更少的群际共情偏差。(3)对于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的大学生,在竞争与独立关系中对内群体与外群体均表现出了积极共情和反积极共情的群际偏差,在合作关系中未表现出这两种共情类型的群际偏差,而启动依互型自我建构的被试在竞争与独立关系中也表现出了积极共情的群际偏差,仅在竞争关系中表现出了反积极共情的群际偏差,但在合作关系中,对外群体表现出了高于内群体的积极共情;与之类似,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的被试在所有群际关系中均表现出了消极共情的群际偏差,而启动依互型自我建构的被试在所有关系中均未表现出消极共情的群际偏差。这说明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中国大学生会对内群体与外群体表现出更多的群际共情偏差,而启动依互型自我建构的中国大学生则会表现出更少的群际共情偏差。本研究的上述结论为阐明群际共情偏差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提供了初步理解,为干预群际共情偏差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