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研究的是“非项目制乡村影像”,即由当地居民自己购置设备,自己进行拍摄与剪辑,最终的影像成品回归到被拍摄者手中,服务于被拍摄者的影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影像既有静照,也有活动影像,囿于论文的篇幅,本文只讨论其中的活动影像。这种非项目制的活动乡村影像主要包括两类,一种是由某个家庭,或者某个单位雇佣摄影师拍摄和剪辑的乡村影像。这种乡村影像只在被拍摄者群体范围内流通,比如乔迁新居、婚礼、寿辰、小学生六一儿童节等内容的乡村影像。另一种乡村影像则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由一些本地的影像制作者根据当地人的喜好而生产的影像,它们虽不一定正式出版,但却能在乡村市场间进行小范围流通。本文即将着力讨论的是第一种类型的乡村影像。非项目制乡村影像的提出,因为其具备区别于以往学术界提出的参与式影像、社区影像的特征。本文讨论的乡村影像,不依赖于外来项目或机构提供资金、设备及技术培训的支持。鉴于这一区别,我把本文讨论的乡村影像界定为“非项目制乡村影像”。本文以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挖色镇作为田野调查点,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非项目制乡村影像的兴起、发展历史,以及如今的状况。如今,这种乡村影像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为什么这种类型的乡村影像在近20年的时间能够取得如此的发展势头,能够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本论文试图探讨和挖掘的内容。在阐述了挖色镇“非项目制乡村影像”的现状、流变历史与兴起发展条件的基础上,论文将“非项目制乡村影像”置于三个层面上讨论。首先,将这种乡村影像视为一个技术结果,剖析其拍摄、剪辑及影像成品的保存、观看与传播的生命轨迹,解构其中的技术特征。其次,将这种乡村影像视为制作者-村民的互动的一个结果,着力探讨乡村影像制作者如何在与村民的互动中构建乡村影像。最后,将其作为白族社会文化中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讨论乡村影像如何与当地的白族文化相整合。“非项目制乡村影像”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我影像叙事的体系,每一个乡村影像的观看者都能够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缝合”到影像中,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意义。其次,“非项目制乡村影像”并不止于影像本身,它更是乡村影像的制作者通过与村民的互动,利用拍摄与剪辑技术去满足当地人的观看喜好和文化习惯,是一种被白族文化内化了的影像表达。最后,“非项目制乡村影像”的生产运作机制切合了文化价值诉求,形成了一种独属于挖色白族的观看体验和影像运用模式,已经成为当地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