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加快发展校园足球是国家教育和足球改革的重要战略目标。青少年校园足球工程复杂,任务繁多,单靠某一个部门或区域内无法解决。鉴于此,职能部门率先提出创新政府主导,行业协会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的治理格局。本文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调查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梳理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回顾,分析当前校园足球治理现状和现实困境,借鉴域外校园足球治理经验,继而以利益相关者、治理和协同治理为理论基础,从主体架构和运行机制构建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协同治理框架,并以北京市为案例进行实践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校园足球在场地稀少、设备简陋、人才奇缺的薄弱基础上起步,率先在全国有条件的城市中小学开展,进而普及到各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广泛开展,逐渐突破学校体育教育的一个活动项目,发展定位逐渐指向大多数学生,相关配套制度保障逐渐完善,管理体制逐渐转向公共治理演进。第二,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参与主体的整体网络密度不高,关系紧密度不强,协作网络较为离散。同一系统内部组织协作关系比较紧密,集聚程度较高,其中教育部门是校园足球协同网络的核心群体。不同系统之间网络密度水平较低,体育部门对其他组织影响力较弱,各级足协、校园足球协会、俱乐部等参与互动增多,但联系不紧密,增加了校园足球协同治理的阻力。第三,当前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体系存在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管理体制不健全、整体供给不足等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政府部门多头混治、企业自律与制度他律缺失、社会组织监督强制差、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意识不强等。协同治理是完善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体系,提升校园足球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第四,域外校园足球治理主体结构呈现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立足俱乐部、社会多方支持等特征,运行机制具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多元化的资源动员、畅通的利益分配等特点。域外校园足球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优化校园足球治理机构,发挥足协、俱乐部等专业组织力量,加强不同主体间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校园足球质量发展,完善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职业足球合作框架。协同治理成为国外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趋势。第五,校园足球以教育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架起普及和提高足球运动的桥梁,推进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抓手,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了“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在参与主体上实现了“单一主体”向“多方参与”转变,在运行机制上实现了“任务驱动”向“需求驱动”演进,“各自为政”向“利益契合”推进,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第六,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基础,构建了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协同治理框架。在治理主体结构方面,综合考量了政府和社会不同主体能力特点,确立了强调跨部门联合的部门协同、关注委托代理的内外协同、寻求不同等级的府际协同、搭建承上启下的服务平台。在运行机制方面,选择资源动员,多元共治,利益分配,实现多元主体走向集体行动过程的重要保证。第七,北京市在推进校园足球政策落实、营造校园足球文化氛围、发挥校园足球育人功能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得益于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协同治理框架。治理主体结构上,追求教体融合的部门协同,关注政社合作的内外协同,形成国家、市、区、校四级校园足球府际协同网络,搭建多样化的服务平台。运行机制上,呈现资源动员多元参与,利益分配精准契合,多元共治科学高效特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资源动员、多元共治、利益分配影响多元治理主体的行为选择与协同进程,有利于提升北京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