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经济预测是一对“双胞胎”。一方面，市场经济是经济预测产生与发展的沃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时刻离不开经济预测。准确的经济预测是政府制定方针政策，编制和检查计划，调整经济结构，调控经济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可以为企业、居民等私人部门的决策提供有效的指导。准确性是经济预测的目标。然而，由于信息、激励等因素经济预测会出现显著的偏误。本文试图从宏观经济预测与股票投资评级两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预测的偏误特征及其来源进行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全文共分五章，具体内容与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以及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对我国宏观经济预测偏误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章从信息更新约束和理性偏误两个角度对GDP增长率和CPI上涨率预测数据进行统计检验。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学家的预测存在系统性偏误，与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假设存在不一致性。具体而言，(1)预测偏误表现出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在繁荣时期低估、在不景气时期高估；(2)预测偏误存在显著的序列自相关性，上一年的预测偏误有很大比例仍然在下一年的预测中继续出现；(3)预测者进行了显著的信息更新，而且预测偏误向零收敛；(4)预测能力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我国预测具有较强的趋同性，而且当年预测的趋同程度相对于上年预测明显增加。预测偏误的周期性、持续性、收敛性等检验结果都支持“信息更新约束”假说，而对“理性偏误”假说的证据并不是很充分，这说明我国宏观经济预测偏误主要来源于信息更新约束。　　 第三章对证券分析师投资评级的乐观偏误进行了讨论。证券分析师与股票市场有效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上，市场的高效率会导致证券分析师整体而言不能战胜市场；而在不成熟的股票市场上，证券分析师准确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能够提高市场效率，但预测能力的低水平则是市场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本章从证券公司业务的利益冲突切入，使用我国证券分析师2007年7月-2009年6月的投资评级数据重点分析了经纪和承销业务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果：(1)经纪业务收入占证券公司营业总收入的比重越大，分析师越倾向于做出乐观的评级，这与“证券公司要求分析师发布较为乐观的评级以诱导投资者的大量交易从而获取佣金收入”一致。(2)分析师没有因为其所在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密切的承销关系而发布乐观的投资评级。笔者认为，一方面密切的承销关系可能更易于证券公司获得承销业务而不需要以乐观预测作为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选择承销商时可能更看重的是证券公司的声誉。(3)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评级的乐观程度会降低，这是分析师与证券公司基于声誉因素的考虑。可见，机构大量持股以及证券公司与分析师的声誉能够“中和”因经纪、承销业务压力而产生的乐观偏误。　　 第四章是对我国经济预测者羊群行为的探讨。经济预测中的羊群行为会降低预测的准确性、使预测数据出现显著偏误。本章在回顾基于信息流的羊群行为和声誉羊群行为理论基础上，重点对股票投资评级中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分析。基于投资评级数据的离散性特点，本章使用极大似然估计和似然比检验方法，围绕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影响因素和理性特征三个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证券分析师对综合评级和最近一次投资评级这两个趋同目标存在显著的羊群行为。(2)当事后证实综合评级或最近一次评级是准确的时候，证券分析师参与羊群行为的动机增加，从而推断这种羊群行为是理性的，很可能是伪羊群行为。这一结果与宋军和吴冲锋(2003)发现的大盘预测中的非理性羊群行为不同，也与我国宏观经济预测中的真羊群行为不同。(3)当投资评级越悲观、股票长期历史收益率增加时羊群行为显著增加；中短期历史收益率对羊群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第五章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对我国宏观经济预测偏误的研究较少且在检验方法使用和偏误原因分析上存在不足之处。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宏观经济预测偏误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两个方面：信息更新约束和理性偏误，从而对我国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此外，考虑到数据的小样本特征，本文主要使用了非参数检验方法，如Wilcoxon signed-rank/rank-sum test、Skillings and Mack(1981)的非参数方法等，从而提高了结论的可信性。研究结果为从信息更新约束角度理解我国宏观经济预测形成提供了经验基础，为我们更好地构建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2、国内关于证券分析师乐观预测偏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承销关系的影响，分析不够全面。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影响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因素，除了考察引起乐观预测的承销和经纪业务压力外，还对可能“中和”乐观倾向的因素如证券公司和分析师的声誉、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等进行了讨论，从而补充了现有的关于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大量持股以及证券公司和分析师的声誉能够“中和”因经纪、承销业务压力而产生的乐观偏误，这能为旨在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3、羊群行为包括真羊群行为和伪羊群行为两种类型，预测者可能是受他人预测的影响，也可能是根据相同的信息集而独立地做出相似的预测，所以羊群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判断真羊群行为是否存在的关键。已有研究大多围绕影响羊群行为的因素展开讨论，如Ashiya and Doi(2001)、Graham(1999)、Hong，Kubik andSolomon(2000)、Lamont(2002)、熊维强和宋军(2006)等，而对如何区分真羊群行为和伪羊群行为的讨论较少。本文在分析投资评级中的羊群行为时，在国内已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到了投资评级数据的离散性特点，使用Welch(2000)的极大似然估计(MLE)和似然比检验方法检验了羊群行为的存在性，使用间接的方法对真伪羊群行为做出了推断区分，并对影响羊群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　　 1、粘性信息理论(Mankiw and Reis，2002等)和不完美信息理论(Woodford，2001等)是信息更新约束引起宏观经济预测偏误的两种机制。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本文第二章还未能进一步识别这两种机制，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2、“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也是投资评级乐观偏误的一种形式(McNichols and OBrien，1997)。对“选择性偏误”的研究需要从分析师出发，了解他们从开始对某只股票进行评级一直到不再关注的整个过程；而本文第三章的数据收集主要是从上市公司出发的，所以无法对“选择性偏误”进行检验。检验我国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是否存在“选择性偏误”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3、根据声誉羊群行为理论，预测者的能力和声誉是影响羊群行为的重要因素。预测能力和声誉会随证券分析师的从业经历而变化，完备的个人历史投资评级数据是分析的基础，而且如何度量预测能力和声誉也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因此，本文第四章没有考察这两个因素对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的影响，从而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