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网络舆情监管工作提出既要控制网络空间存在的风险,也要发挥出其内在活力两点要求。但从当前网络舆情监管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在控制舆情风险与发挥网络活力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掌握平衡精髓。因此,不同于以往我国学者主要从外部控制层面提出网络舆情监管对策的研究角度,本研究主要从网络舆情构成和运行整体状态出发,结合网络舆情自身特点与政府监管两个层面,对网络舆情政府监管对策进行整体、深入的研究。根据本研究调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在形成过程中受主体、规则和舆论场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会呈现出平衡或失衡两种状态。而无论是哪种状态,都需要我国政府采取有效的监管对策削减失衡状态,并在网络舆情平衡运行的过程中调动其民意表达、调解矛盾等正向功能。但本研究在深入调查我国网络舆情政府监管现状和对“重庆公交坠江”网络舆情案例做出全面分析后发现:我国政府并没有在把握网络舆情运行规律的基础之上,对网络舆情实施有效的监管策略,监管目的也集中于消除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由于监管法规尚未完善、舆情监测和预警能力不足、政府舆论场话语竞争力较弱和网络舆情主体协同意识较低等问题,我国政府在网络舆情监管手段、网络舆情监管重心、网络舆情监管行动和网络舆情监管合法性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不足,从而影响了我国网络舆情政府监管现行手段的有效性。面对上述问题,本研究认为我国政府应该改变以往行政管控为主的监管手段,并秉承着发挥网络舆情自有活力的目的,在健全网络舆情监管法规的基础之上,从网络舆情运行规律角度出发,增强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能力、提升政府舆论场话语竞争力和加强网络舆情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以提高我国网络舆情政府监管对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