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社会性别为视角,以位于今湖南省江永县的“民瑶”族群自明清以来围绕其既“民”又“瑶”的文化身份而展开的文化表述和生活实践为主线,探讨了一个非汉族群在与国家及周边族群的磋商较量、互动往来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选择文化的走向,从而揭示汉与非汉、国家与地方之间互为交错而又整合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内部呈现出的能动性和多样性。　　 “民瑶”属于平地瑶支系,包括清溪瑶、古调瑶、扶灵瑶、勾蓝瑶四支,当地人称“四大民瑶”,位于五岭(即南岭)之一的萌渚岭北麓,与广西恭城、富川两县交界。在帝国版图中,五岭以南的广大南岭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地,五岭以北沿线遂成为朝廷重兵布防的地带,四大民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四瑶先祖于明洪武年间接受朝廷“招安”下山,入居平地,编入户籍,“官给军械,扼守边隘”,成为一支民间军事力量。城墙、城门的修建,将国家权力的象征赋予这支瑶人;瑶长制的推行将他们进一步纳入国家权力的直接统辖之中。为了能够使这支瑶人安于职守,朝廷给予他们许多优待:纳粮免差,享有学额,准买民田,等等,这些政策自明初实行以来一直延续至清末。为了能够享有朝廷的优待政策,四大民瑶就不能放弃“瑶”人的身份;同时在与周边汉人及其他瑶人支系的互动中,他们又试图在文化上提升自己的地位,力图彰显“民”人的文化特征。在这一背景之下,“民瑶”这一特殊的身份逐渐得以形成,并不断被建构和再表述。　　 在人类学家对族群文化身份的研究中,以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对华南汉人的研究最为突出。他们所开创的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如何互动的研究范式展现了位于帝国边缘的族群如何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国家正统的过程,但其不足之处是抹煞了地方社会和族群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当中,体现最为明显的即性别差异。地方士绅文人固然在本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如果忽略了女性便无法看到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更为多样化的场景。　　 透过社会性别视角,我们看到是远比“国家-文人-地方社会”的构架更为生动和丰富的地方社会形态:接受了儒家教育的民瑶男性文人通过建宗祠、修族谱等方式来建构“民”人的身份,并通过开展儒家教育、构建三皇五帝信仰等对这一身份加以维持和强化;同时又通过对通婚圈的限制来维护民瑶作为一个非汉族群的特殊性。女性则一方面了保持了作为“瑶人”的文化特征,一方面又在生产生活实践、婚姻关系、情感表达、尤其是在以女性为主体的宗教崇拜中体现出主体能动性。进一步说,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深刻影响了民瑶社会的文化走向,使得民瑶作为一个非汉族群的特性和意义更加得到凸显,本研究或可为南岭民族走廊上汉与非汉族群之间、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