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报纸和广播电视相比，杂志是一种更个性化的传播媒介。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几乎每一种需求，都有杂志来表现。阅读杂志是一种亲密、投入的体验，满足个人的需要，反映个人的价值观。读者选取一份杂志，首先是对杂志个性的一种认可。新闻类杂志是杂志的一种，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要内容。新闻类杂志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大众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96年8月在广州创刊的《新周刊》是目前我国几大主要的新闻类杂志之一。在当时相对闭塞的媒介环境下，《新周刊》以富于创新的办刊方式，意外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站住了脚跟。如今，经过“八年抗战”的《新周刊》已发展成一份相对成熟、在我国期刊界有着重要地位的杂志。它个性鲜明，一度颠覆了中国期刊的办刊理念。当更多期刊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便归于寂寂无声后，《新周刊》依然是中国期刊界鲜活着的“三叶虫”。　　《新周刊》自创刊起，就由于其个性、另类的杂志风格成为期刊界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对《新周刊》的非议一直多于肯定，总有观点认为《新周刊》能存在下来是侥幸，而问题和困难则是正常的，因为它不按常理“出牌”，走的不是一条传统的新闻类杂志发展道路。笔者认为，新闻类杂志作为杂志的一种，本来就允许个性化东西的存在，更何况新闻类杂志是否只有依照西方价值观的一种办刊模式和办刊标准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郭可所说:“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必须跟它的本国文化、政治相结合，想超越体制搞民主，这民主是空的。新闻制度没有好和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哲学家说，存在就是合理。《新周刊》的个性特色和传播经验值得人们进行总结和分析。本文试图结合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理论，对《新周刊》个性化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从编辑学的角度做一比较深入的研究，并通过与同类期刊的比较，为新闻实务界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　　论文第一部分是《新周刊》的创刊背景分析和发展历程回顾。《新周刊》的创刊和其它新闻类周刊一样，首先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主要是广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新周刊》的诞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上的动力;其次是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广州这座城市越来越现代化、时尚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为《新周刊》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来源、一定数量的读者以及必要的发行渠道等一系列必须的条件;再次，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文化的发展是孕育《新周刊》的肥沃土壤。这种文化所具有的欣于改革开放的特性、善于融会贯通的特长、敢为天下先的品格以及求真务实的作风对《新周刊》精神气质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媒介生态环境的竞争需要，是《新周刊》诞生的媒介条件。当报纸和广播电视渐渐满足不了受众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探求原因和本质的阅读需求时，善于深度报道和理性分析的新闻类杂志应运而生。《新周刊》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13期的初现影响力、之后杂志运作模式的基本确立和目前在稳定中求发展。　　论文第二部分是对《新周刊》独特定位与办刊理念的介绍和分析，重点是办刊理念。《新周刊》的运作首先是通过发动和讨论话题与制造新鲜概念，掌握话语霸权;其次是注重视觉开发，以鲜明、个性的设计充分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从形象上提升杂志的影响力;最后是通过策划举办各种活动，塑造、推广杂志品牌。　　第三部分是《新周刊》传播内容分析。《新周刊》个性化传播首先是个性化内容的组织与报道。具体表现在:精心策划与组织封面报道、新颖的报道角度、个性化的语言文风以及首创中国期刊“大盘点”。论文对这几方面内容进行了较详细、深入的分析。　　好杂志是内容和形式的综合展现，《新周刊》的个性也充分体现在杂志形象上。论文第四部分对《新周刊》的形象包括封面设计、图片运用、版面以及整体的视觉风格做了理论上的总结和较全面的分析。　　通过分析，《新周刊》个性化传播中的问题也自然浮出水面。专题的深度和新闻报道的质量有待提高;栏目需要调整，以增强杂志的核心竞争力;在争取新读者的同时不要舍弃老读者;与网络“联姻”，加强网站建设，全方位开拓市场。　　随着中国传媒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和期刊界竞争的日益激烈，《新周刊》同样面临着自我突破的压力和很多的未知数。在自己开创的个性化的传播道路上继续前进的《新周刊》将会随着中国周刊市场的逐渐成熟而不断调整变化，在其中尝试各种可能性，这是一个充满刺激与冒险的过程，结果如何，市场将会举手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