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陆续开启了国家权力的空间重组实践，民族国家在国家权力组织中的地位经历了下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转移至超国家组织和地方次国家机构层面。在国家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和全球化的环境下，地方或城市可越过民族国家直接链接全球化力量，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时代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相对自我封闭的国家权力空间构造被系统性地重构。国家权力空间组织重构的实践引发了“国家空间”的理论革命，继1970年代“城市空间”理论革命之后，“国家空间”于1980年代晚期跃升为一个新兴的理论领域。在本体论上，新的国家空间理论否定了传统“静态容器式”的国家空间想象，建立了“动态社会过程式”的国家空间本体论。在认识论上，国家空间理论认为，1970年代的福特主义积累模式向柔性积累模式的转变、凯恩斯主义调节模式的危机，以及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国家空间”发生了上述的转变。　　基于西方国家空间理论的重要进展，本文将“国家空间”研究的范围扩展至城市尺度，将研究重心置于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国家空间”经历的重构进程;以及进行解释。本文首先讨论了西方学术界对于1970年代“国家空间”重构的主流解释理论，指出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分歧，认为这些主流理论均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决定论色彩——要么将“国家空间”重构归结于消极适应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的结果，要么归结为社会政治力量关系变化决定的结果，忽视了国家所具有的“相对自主性”(state autonomy)，即国家自组织的能力。这种被动式的解释不能很好地解释“强政府”传统背景下中国城市国家空间所经历的重构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建立了“地方自主能力(Autonomy)-合法性需求(Legitimacy)-环境背景(Context)”(A-L-C Approach)三位一体的分析模型，该模型既能比较好地反映了中国城市政府所具有的自主性，也将其面临的结构性约束考虑了进来，是一个“既突出能动，又包容结构”的分析模型。以此为基础，本文主要采取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以改革开放以来南京所经历的“国家空间”重构为主要证据，同时以改革前中国城市“国家空间”的发展状态作为参照，实证分析了改革后中国城市“国家空间”重构的过程。最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国家空间”重构的过程及其特征做出了基于“A-L-C”方法的解释。　　本文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是:①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城市“国家空间”的发展与重构经历证明，城市“国家空间”在中国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建构与重构的社会空间过程;②相比于自1908年（城市“国家空间”初步建构）至1978年的70年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国家空间”的重构进程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展开;③如果说，1908年至1970年代末的70余年时间是发展一个现代化、绝对理性的城市国家空间结构，那么自1980年代开始的城市国家空间重建则是试图打破历经70余年发展所建构的理性和刚性国家空间结构，中国城市“国家空间”越来越趋向于弹性化与网络化组织的方向重新建构;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国家空间重构进程总体可以解释为城市政府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不断适应背景环境变化，不断追求政绩以及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