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初，小泉上台后曾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损害了中日两国的政治基础。小泉政府还在教科书、台湾、安全、领土、能源等问题上挑起事端，导致中日关系降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与政治关系日益恶化相反，中日经贸合作不断深入，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中日间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本文拟从结构层面的权力转移、社会层面的认知变化和政府层面的政策选择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　　本文认为中日权力结构变化是导致中日“政冷”的重要原因。小泉任内，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同时发生，两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较大地提高。但由于两国大国化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东亚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东亚的权力重心从日本向中国转移。这一结构性变化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权力结构的变化加剧了日本对东亚区域体系结构现状的不满，加强了其要求改变现状、实现政治大国的欲望;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增引起了日本的担忧，并将中国看作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最大的障碍。于是日本加强了普通国家化的进程，发展军事力量，两这些举措却增加了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间的安全困境。　　中日权力结构的变化还致使中日两国相互认知的变化。出于对中国实力增强的恐惧，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盛行。日本各界对历史的认知也不断改变，要求停止“自虐史观”的呼声不断壮大。近年来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日方美化二战历史的行为激发了中国的“反日”情绪，引发中国民众“反日游行”等一系列过激行为。这又侵蚀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中日相互认知的恶化加剧了两国的原有的矛盾冲突。　　中日权力转移和认知变化不一定导致日本采取与中国“对抗”的举动，但这两个因素却促使小泉对华政策发生转变。小泉一改以往政府较为温和的对华政策，转为采取强硬姿态致使两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多次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但小泉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国政府转而采取“以强制强”的对日政策，两国政治关系迅速转冷，在小泉执政期间，中日两国之间出现了奇特的“政冷经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