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既是经学的复兴时代，也是词学重塑辉煌的年代，同时也是经学和词学双双集大成的时期。这种复兴与集大成状况的重叠，使清代词学与经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此时出现了众多经学家参与词学活动的现象，“经师之词”、“经师论词”成为清代词坛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的经师身份对他们的词学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一些并不具备经师身份的词学家，其词学理论亦曾深受经学理念的濡染涵射，其词学研究方法也多借鉴自治经之法，在他们的词学当中，经学与词学同样发生了融通。正因为有了这些紧密的联系，一些清代词学的经学色彩显得非常浓厚。　　 清代词学对经学的吸收、借镜、化用是全方位的。首先，从治经的方法来看，古文经学崇尚的“考据”之法与今文经学采用的阐发“微言大义”之法均对词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主要表现在朱彝尊《词综》、万树《词律》的编纂，以及乾嘉年间词话的撰述、词韵词乐的研究、词籍提要、词集笺注、晚清词籍校勘等词学活动上。嘉道之际，“考据”的治学方法虽已衰微，但在《张惠言手批（山中白云词）》与宋翔风的《乐府余论》中均仍残留。后者可通过常派的词学理论得以体现:张惠言虽为汉学家，但其词学理论与今文经学有一定联系，其词学阐释观点渊源自虞翻的《易》学及郑玄“笺《诗》”理念；宋翔凤、周济等人强调“义理”“寄托”的词学理念也是深受经学“微言大义”的影响；谭献身为研治《春秋》之学的常州今文学派学者，其词体功能观、词体创作论、均与《春秋》之学息息相关。其次，经学思想对词学的审美标准、价值判断以及功能定位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清代词坛“崇雅”、“尚真”以及重“品”的词学理论均与经学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如常州词派领袖之一谭献的“折中柔厚”词学观则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渊源甚深；他如“词可立言”、词可“兴观群怨”、“词可谲谏”等词体功能观也来自于经学理念。　　 经学还对清代词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清代词学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经学往往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比如，清初词学的重建就与经学观念的更迭密切相关，清初词学能摆脱“主情”词论的负面影响，重新倡导“雅正”的词学观，与经学领域对明末“心学”的批判和对实学的推崇不无关系。康熙末年以至乾嘉时期词学观念的变更，有着经学研究中重视“考据”治学理念的推波助澜。嘉道之际，常州派词学的发展演变则与清代中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递变的脉络趋于一致:初期常州词派的词学与初期常州今文经学同样具有“考据与微言并存”的二重性特色，而当后期常州学派摆脱考据的束缚而专言“微言”后，常州词派后劲的词学则主要受经学中“微言大义”的影响，强调词中“微言”“寄托”，而少“考据”特色。晚清时期，折中常、浙二派词学理念的出现以及各派词学兼容并存的状况，也与晚清经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晚清经学领域，各种流派并存，且有很多学者主张汉宋兼容、古今兼采，兼取各派之长。而此时参与词学活动经学家也是各派皆有，有近于理学的，有近于今文经学的，有近于古文经学的，亦有汉宋兼采、古今皆通的。这些不同派别的经学观念映射到词学中，虽对词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他们的词学理念均能体现晚清词坛折中浙、常二派的总体论词倾向。　　 总之，研究清代词学与经学的关系，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朱彝尊、张惠言、周济、况周颐等词学大家之词学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还可以勾勒出清代词学发展史上的一条紧随外部学术环境更迭而变迁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