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孔庙逐渐由私庙发展成为官庙,“庙学合一”制形成后,孔庙既是国家祭祀的礼仪性建筑,又成了国家推行政教措施的象征,具备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功能。历代统治者通过在孔庙中举行的祭孔仪式,强化了儒家的独尊性和神圣性,统治者还利用掌握孔庙从祀人选的决定权,引导儒生言论,制约儒学发展方向,并将儒家理念渗透到具体社会生活中,从而保障“治统”的稳定性。　　历代统治者对孔庙从祀都非常重视,清军入关并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后,为化解因长期对抗造成的精神紧张,尽快恢复社会基本伦理秩序,在为孔子上尊号的同时,不断增加从祀人员。在清代的孔庙从祀中,清儒从祀尤为重要,与清代的文化政策联系最为密切。雍正时期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反映在孔庙从祀上,便是批准十三位理学名儒从祀孔庙,雍正还首开从祀清代理学名儒的先例,将陆陇其推上孔子庙堂。　　乾嘉时期汉学鼎盛,程朱理学虽高居庙堂,却趋于衰退。道光以后,清统治者出于挽救危局的需要,继续提倡和强化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采取了一些提高理学地位的措施,突出体现在采取从祀清代理学名儒的办法来积极鼓励。在统治者政策支持下,相继有汤斌、孙奇逢、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清代理学大儒登上孔子庙堂。孙奇逢从祀孔庙,反映了道光年间“真理学”兴起和汉宋趋于调和的社会思潮。张履祥从祀是在其理学名儒形象逐渐被社会认可的基础上,在国家急于推崇“正学”以加强象征权威的背景下,通过浙江官绅的不懈努力,最后取得成功。光绪末年,顾、黄、王三大儒从祀孔庙,则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清廷的非常之举,清廷允准三大儒从祀,主要是因为三大儒学说既合乎时代变革,又不离乎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能满足清政府在新政时期既要求变革又要守住国粹进而稳定统治的愿望。　　总之,清儒从祀作为清统治者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既能反映清代文化政策之演变,又能体现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变化,与清代社会变迁之大势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