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清代国家资源滇铜黔铅开发为中心,在国家和资源的视角下研究历史时期国家对重要资源的认识、利用、管理和控制,分析国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释国家塑造下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涉及历史地理的产业分布格局、资源配置和区域经济诸多领域,又通过滇铜黔铅运销的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了历史运输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上篇在国家资源概念下,以清代滇铜为中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论述了清代对国家资源的开发与控制,并且分析了这种控制对地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从资源开发的角度,认为铜与铅是清代的主要币材和军备制造的主要原料,为清代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清代对滇铜黔铅的开发是国家资源开发战略的重要体现;清代的矿业政策受国家需求的影响,形成以铜铅资源需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导向下,清朝为了内地的社会稳定和边疆开发,制定了“开边禁内”的开发战略,致使清代特许开矿的省份几乎都分布于边疆地区,形成了以滇铜黔铅开发为中心的清代矿业分布格局,体现了清代国家的边疆开发战略;由于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以及政府参与的市场开拓,使云贵地区成为清代全国性的矿产中心,滇铜黔铅的兴盛是国家塑造的结果。　　 上篇研究还得出以下重要观点:第一,清代滇铜黔铅的开发反映出清朝在国家资源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清代在滇铜黔铅开发过程中实行矿厂奏销制度,利用奏销清册数据掌握全国的产销动态,对产销关系进行实时调控,实现对矿业生产的监管,这是清代国家资源开发的体现。第二,通过研究清代矿厂奏销制度的实施情况,笔者发现清代滇铜黔铅产销的原始数据比较完整地保存在清朝宫中各类档案中,不仅证实清代国家对滇铜黔铅开发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而且使笔者发现了在清朝宫中档案中保存着比较翔实、准确、完整的滇铜黔铅矿厂奏销原始数据,笔者通过对矿厂奏销原始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开创了清代矿产量的复原估算的新方法,得出了更加精确、科学的滇铜黔铅产量数据,突破了先前学者估算复原清代滇铜产量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前人研究的窠臼,弥补了以往学者惯用的以销量推算产量存在的严重缺陷,证明利用矿厂奏销原始数据复原的滇铜黔铅产量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嘉庆十五年官办滇铜905万斤,但官府运销量(京运、各省采买和云南本省鼓铸)却高达974.5万斤。第三,通过对滇铜产量的重新估算和研究,发现清代滇铜产量波动非常明显,这种波动是清代保证国家需求、平衡供求关系采取调控措施的结果,表明清代国家铜铅收储制度在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正是由于国家铜铅收储制度的存在,化解了产量的大幅波动。上述嘉庆十五年滇铜销量之所以可以远高于产量,正是基于当时高达1489.9万斤的官储量。第四,清朝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矿产品的销售权,滇铜产量的85％、黔铅产量的60%均由国家收购和组织运销。第五,研究表明清代在资源开发的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国家有相应的、严密的管理措施,包括矿厂管理和矿业行政管理两大方面,渗透到滇铜黔铅的整个产、运、销过程之中,充分说明国家战略资源由国家严格管控的清代矿业开发特点,当然,国家严格的管控也给资源产地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的中篇是学术界对首次清代的黔铅开发历程的全面、系统研究,填补了清代重要战略资源黔铅研究的空白。清代黔铅开发始于康熙朝末年,雍正年间开始快速发展,乾隆初年达到鼎盛,直到乾隆四十年之后才逐渐走向衰落。清代黔铅勘探全凭矿工经验,以传统开硐取矿的方式开采,在矿井照明、通风、排水、安全防护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菱锌矿是清代黔铅冶炼的主要矿石,平均品位高达60%,一般采用传统蒸馏法冶炼,但回收率较低。莲花厂(俗名妈姑厂)是清代最大的矿厂,前后持续长达126年,下属子厂多达8处,最高年产量达927万斤,主供京楚两运。整个清代设立黔铅矿厂30余处,分布局于贵州六府二厅之地,但主要集中于大定府的威宁州和水城厅。笔者根据各厂奏销清册中的官铅数据,笔者整理出八个关键年份的产量,推算出雍正二年至道光十八年,黔铅总产量为8.72亿斤,平均年产839万斤,最高年产量超过1400万斤,占清代铅锌总产量的73%以上,是清代全国性矿产中心。清代黔铅产量历经了两波增长——下滑的过程,呈明显的“M”型分布。鉴于清代黔铅产量的巨大波动,官府出资收购余铅,进行必要的国家铅锌储备,调节产销节奏。清代黔铅销售形成京运、楚运、川黔采买三大渠道,包括京师及直、晋、苏、浙、赣、闽、鄂、陕、粤等九省,销售地几乎遍布全国。因此,笔者通过中篇的研究,基本完成了对黔铅开发原因、进程、黔铅产区分布格局、黔铅产量、黔铅运销和黔铅开发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是清代矿业地理和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突破。　　 本文下篇借助现代交通运输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笔者利用清代滇铜黔铅运销过程研究的实践,提出了历史运输地理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的研究理念。清代滇铜矿厂众多,产地分散,而滇铜消费地遍及全国。京局消费量最大且地点集中,主要供应地为滇东北产区,不足部分由滇西产区拨运;各省采买量有限且消费地点分散,以滇中产区供给,不足部分由滇西产区协济;云南本省钱局较为分散,且大多数钱局所在地与铜厂所在地基本一致,故采取就近供应原则。滇铜外运,首先必须将各厂铜斤汇集于交通便利之利,然后统一外运,这些汇集地成为滇铜运输的中转站点,即铜店。滇铜进京以通过滇东北地区至川江最为便捷,四川泸州成为滇铜京运理想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滇东北及其周边地区的运输能力严重制约着滇铜京运,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实现货物分流,减轻原有道路的运输压力。而各省采买滇铜运输被分流至广南道,通过西江、桂江、湘江等水道可直达九省通衢的汉口,便于各省采买运输。由于清代黔铅的产地较滇铜更为集中,仅莲花、福集、柞子三厂的产量占黔铅总产量的80%以上,而消费地亦遍及全国。清代京楚二运以莲花、福集二厂为主,福集厂更偏重于楚运;本省鼓铸用铅先后以莲花、乐助堡二厂为主;四川采买黔铅来自福集厂,后由大兴厂专供;柞子厂黑铅负责京楚二运、本省鼓铸及上游驻军所需军铅,下游军铅由永兴寨厂负责。黔西北地近川江,是黔铅外运路线的最佳选择,四川永宁成为黔铅外运的水陆交通枢纽。但是,由于交通条件较差,运力有限,地方政府亦曾新开支线,以分流黔铅外运。黔铅京运由永宁领运,然后沿永宁河、长江、运河抵达京师。黔铅楚运与京运路线基本相同,至湖北汉口发卖,由各省采买运回鼓铸,其路线与各省采买滇铜汉口以下基本一致。汉口是黔铅楚运的销售点,但并非是黔铅货流的目的地,而是一大中转枢纽。此外,本篇还以清代黔铅京运为例,分析京铅运输的具体过程,考察了京运动态和运员心理路程,这在以往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但却是国家资源运输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总之,本文在国家和资源视角下研究清代滇铜黔铅开发,提出了国家资源的概念,认为清代对国家资源的开发实施了严格的管控,对清代国家战略资源黔铅开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尝试性地提出了历史运输地理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