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变迁与政治嬗变休戚相关。本文拟从政治史的视野观察唐代礼制变迁,同时希望从礼仪的角度来观察唐代政治演进,于吉、嘉、宾、军四礼中选取明堂、巾帻制度、二王三恪、宣露布四项礼仪展开研究,以求探明这些礼制在唐代历史过程中所含有的特殊政治理念。本文共分四章,将礼仪制度看作是权力运作的符号,围绕驱动唐代礼制变迁背后的政治、社会力量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唐代“二王三恪”的变化。“二王三恪”属于宾礼的范畴,原本是在模仿尧舜禅让设立虞宾的故事。因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朝代交替号称禅让,所以此礼制问题又在这一长时段凸显出来。唐初以周、隋为“二王”,上承周隋北朝脉络,即表明了对北朝政权的认同。关陇集团在当时实际控制和掌握着正统观念的话语权,来自关东或南方的士人群体尚无力打破这种局面。而高宗、武后以后有关“二王三恪”的改设,以及关于李唐历运及正统问题的讨论,实际与各种政治集团势力消长密切相关。关陇集团式微的过程,也是朝野内外不断提出改辙唐代历运与“二王三恪”,并转而承袭周、汉与南朝不同主张的过程。自天宝十二载立隋、周、北魏为“二王三恪”后,不再改易,也再未见争论。大家只是沿着历史的惯性,对隋、周、北魏产生认同。不争论,意味着南北朝积攒下来的关于岛夷、索虏的“族群边界”,抑或“正统之争”的坚冰,在此时行将消融殆尽。李唐政权通过科举取士一途,向各个地域的士人开放,国家政权也不再掌握在带有地域色彩的某个政治集团手中。自此之后,在“祠庙系统中”构建了三皇、五帝、夏、商、西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北周、隋、唐这一正统合法渊源演进序列,终唐之世,不复更改。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唐代巾帻制度的变化。巾帻制度属于嘉礼的范畴。北周以来头饰的潮流为著名政治人物所引领。头饰是政治人物权力的象征符号。政治变,头饰亦变。唐代武德、贞观年间流行过平头小样、花搭耳帽子、魏王踣样、赵公浑脱帽等头饰。武则天革命之后一改前朝时尚,推行了“武家诸王样’’。武家诸王样的推行意在包装武家诸王,建立一个由武家诸王控制整个朝局的政权。中宗复位之后曾经在景龙四年推行过“英王踣样”,这恐怕也与他想要树立权威的想法相关。不过,中宗稍表现出权力欲,就被韦后、安乐公主鸩杀。开元初期,玄宗针对武韦以来的奢靡服饰,下制禁断。改造旧服饰的同时,也在树立新的秩序。直至开元中后期,玄宗才推行了自己的新头饰“长脚罗幞头”和官样圆头巾子,“长脚罗幞头”推行的契机是为了改造权臣张说的头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此时期君进臣退的政治形态。天宝后期,杨国忠家族的女性头饰、服饰也是长安城中流行的景观,体现了他们家族地位的变化。安史之乱后,依然出现了多种头饰。其中最显著的是军容头的流行,这是宦官势力的的体现。五代十国时期,因为缺乏最高的权威,各僭越之主,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之下,创造出多种头饰。头饰如时局,也会因为不同的政治形势,具备不同的时代格。第三章探讨“明堂”作为政治景观在武则天政治生涯的特殊意义。君主政治面貌的变化,会体现在国家首都具备纪念碑性的景观上。从皇后到天后,再到圣母神皇、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皇帝,武则天尊号的每一次变化,都浓缩地反映了她在政治上前进的每一步轨迹。与此同时,宫殿核心区以明堂为代表的建筑群不断地被建设、诠释。明堂不仅是圣母神皇百世继周、复古情怀的象征,还被诠释成弥勒所造的化城、道教圣君的仙宫、转轮王的七宝台。沿着明堂中轴线所修建的大佛像、天枢、九鼎等纪念碑景观,亦是武则天模仿转轮王供奉弥勒、化谓四方的体现。开元新政,这些纪念碑的拆除,意味着某种视觉政治的重建。第四章围绕“露布”的行政、礼仪运作展开。露布约自四世纪以后演变成为军事捷报的代称。露布不仅是唐代公式令规定的一种官文书,同时也属于唐代军礼的范畴。露布在行政运作过程中,仪式展示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宣露布礼将信息传递与礼仪展演合二为一,是六、七世纪前后形成的表达国家权力的重要形式。露布在具体的行政与礼仪运作过程中,都有从权力顶端皇帝,经由官僚,再到行政统治末梢“编户齐民”的宣示过程。与郊天、宗庙等祭祀的“密闭性”和“神秘性”不同,与宣露布配合的凯旋仪式也具有强大的展演功能。宣露布与献俘配合的仪式典礼,在城市公共空间展演,带有“国家剧院”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