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的探讨由来已久,至今已基本形成“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个概念框架。目前,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探讨是随金融体系特征不断变化而演变的。近二十年来,随着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将资本监管提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货币政策环境下的银行行为开始与资本监管挂钩,进而对经济产出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应运而生自2002年Van den Heuvel提出“银行资本渠道”概念以来,近十年对于该渠道研究的文献多注重于其“是什么”和为什么存在,对其具体的效应机制并没有提出明确的阐明。本文所研究的“银行资本渠道”隶属于广义“信贷渠道”框架之下,首先明确了银行资本渠道的概念界定,并创新性的提出在货币政策环境下,以最低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会在两方面影响银行的行为：首先,为达到最低门槛及避免低于门槛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尤其是外源融资需要的成本,银行受到“资本门槛”的约束。这里,“资本门槛”约束包含两种情况：面对不断增加的资本约束时,银行需要采取措施以保证达到最低资本要求；以及最低资本要求之外的缓冲资本规模的波动会引发成本变化。在“资本门槛”约束下,银行扩张贷款供给的能力受到了制约,本文称之为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的“信贷总量效应”。其次,通过整个资本监管框架,货币政策会影响到银行业务的选择,银行受到“资本框架”的约束。“资本框架”约束指资本框架影响银行认知风险、管理风险以及为风险定价的行为,当银行执行框架的准则以提升经营水平和按照框架准则调整现有监管体系时,这种约束就会发生作用。也就是说,资本框架约束迫使银行调整风险组合以应对资本监管的改变,赋予银行面对风险的事实及评估风险的态度。本文称之为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的风险承担效应。在以上两种效应的基础上,资本监管还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性产生扩大的作用。这是由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银行进行权益融资的能力发生了改变。一般来说,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商业银行受到的银行资本约束是有效约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滞加长,其有效性受到制约。而在经济繁荣期,银行较容易补充资本,此时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贷款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下逐渐减少,或银行利差在利率工具的作用下减少,银行的利润被压缩,银行资本价值也随之下降；而与此同时权益资本融资更加困难,银行资本约束开始奏效,银行资本渠道效应逐渐显现。在超额准备金的缩减和银行资本约束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作用被强化。我国1996年加入巴塞尔成员国,2004年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并将于2013年施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不断强化了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资本监管。与此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其有效性也发生了改变。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言,阐述了本研究的逻辑与理论起点；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分析了现有文献的研究现状并做出评析；第三部分运用VAR模型检验确认了我国以银行信用为中心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特征,并验证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一般存在性；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运用我国银行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的信贷总量效应、风险承担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对“效应”的剥离通过引入计量技术中的交互项来进行实现；第六部分检验了我国在资本约束下货币政策传导非对称性的强化效应。结果表明,以L三种效应在我国是显著存在的,银行资本数量及分布和商业银行性质的不同,会对以上效应产生异质性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论为我国将资本充足率要求成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提供了证据。更一般的,本文认为在货币政策制定时,必须要考虑到资本监管的作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与银监会的资本监管措施应当视所处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时,进行有效的配合。例如,在经济扩张时期,货币当局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监管当局可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配合经济降温；同时,鉴于银行此时吸纳资本金的难度较小,监管当局亦应要求银行在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之上建立资本缓冲,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以及建立缓冲资本的要求,宏观经济可以平稳降温。这样,当经济过渡到衰退期时,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为扩张,随着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降低,银行部门的可贷资金增加,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降低可缓解“资本门槛”约束,令银行将可贷资金投放于贷款市场,而此时银行体系建立起的资本缓冲可产生有效的“资本框架”约束机制,来抑制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为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承担激励,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