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描述翻译学在国内少有评介。本文通过介绍操纵学派的中心人物-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翻译学教授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之翻译规范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若干问题中,希望寻找类似的规律来对其进行规范和探索。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以J. S. Holmes对翻译研究的整合与分类基础上演化并呈现多样性。Itama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社会符号置于相互影响的多元系统中,且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其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由此对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和系统性的新途径。自此以后,西方译学研究从理论阐述向文本描写转移。到Toury九十年代对于翻译描写的研究时,这种研究范式得以进一步完善。Toury的描述翻译学以及由此衍生的翻译规范理论继承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研究脉络,特别强调研究两种不同系统中作家、作品、读者及其文学翻译规范之间的关系,对作者和译者的不同创作意图进行研究,对源语和目的语的语用和接受关系,甚至包括出版发行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因为提出翻译规范的概念,Toury认为译者不必过分拘泥于在以源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的两极之间进行取舍。翻译的质量与特定文学和特定文本的不同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层面的翻译规范有关。译者的责任便是善于发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适宜的翻译规范。由此我们可以运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规范的理论来考察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若干问题,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翻译的特定时期。在这一阶段的英美文学翻译中,无论从翻译数量及类别和翻译策略等诸多方面对翻译作品的考察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时期翻译处于一个文化系统以及翻译实践与描述翻译学中翻译规范的联系。通过对这一阶段翻译研究的梳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且呈现出实用性原则。对这一规律的进一步探讨和将其置于更多翻译研究时期中进行验证,必然对中国近现代、当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