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实务界与理论界均已承认死者人格应受法律保护,但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对于直接或间接模式的选择仍然存在分歧。这一分歧的根源在于我国立法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客体不明确以及请求权主体定位不明。诚然,公民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但是人格与权利能力并不相同。人格包括积极人格与消极人格,死亡只剥夺了积极人格,而消极人格依然存续,法律应当对其予以保护。《民法总则》颁布后,裁判者可以通过对第185条的解释填补原有的法律漏洞,死者近亲属可以以《民法总则》第185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条第1款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作为请求权基础,直接适用法律规范对死者人格利益进行保护。通过对理论的论证和对立法本意、价值补充以及比较法的考察,我国应当确立死者人格利益直接保护模式,参照代理制度的规定,以死者近亲属作为请求权主体,并进一步规定存在多位近亲属时请求权主体的定位问题。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可以将死者人格利益纳入人格权保护体系,并进一步完善制度上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