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称谓，礼乐文化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从孔子礼崩乐坏的感叹中我们知道，至少西周时期被认为是一个礼乐文化盛行的时代。而在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后，以礼乐为特征的文化也开始逐渐脱离了原始形态，朝着理性思潮的方向演进。在经过了近500年的礼崩乐坏之后，战国后期逐渐出现了天下一统的新趋势。为了摆脱社会群体及个人精神茫然失落的状态，哲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人、社会以及自然，深层次地思索其存在及终极关怀等问题，试图重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世界。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新的关涉人、社会及自然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之上。当然，这一新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解释说明基础之上的。这其中，荀子对礼乐文化的理论探讨即是一次深入的，有创新的归纳整合。即在承认礼仪规范及和谐美感等作用的基础上，将礼乐纳入美善相乐的道德修养及社会规范之中。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　　 如我们所知，先秦儒家在中国礼乐文明的延续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今天我们对礼的研究，已经很少从形上的角度切入，而多侧重于实证性的研究。实际上，从孔子开始，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到荀子时已经是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形态而存在了。荀子将社会规范的礼同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杨向奎先生有言：“荀子的‘礼’实在是取代了周公的德和孔子的仁。……礼是人道的最高准则”。①荀子将个体存在的真实状态寓于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之中，遵从礼、维护礼是社会对个体生命的要求，而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体现在对礼的接纳和践履中，只有在践礼的过程中，人的道德情感和生命价值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本文中凡所涉及的礼，都是在礼乐范畴下的价值层面之礼，而非实证性、制度层面的礼法之礼。　　 在荀子思想中，“礼”的作用广泛而重要：分等差、名贵贱、安百姓，是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保持社会统一的“群居和一”之礼。然而，这些并不是礼的最终追求而只是一种手段。如果我们对荀子礼的研究仅仅停步于此，便是没有参透荀子崇礼的真正意图。因为单从态度、进退、趋行及君臣、长幼、贵贱等内自制，外明分的层面上规定礼的内涵，则礼在性质上就会接近于法家思想体系中的“法”的概念。其作用仅体现在对奸言、偷盗、杀人等恶行的预防和制约上，礼的价值意义未免显得过于消极。表面看来只是确定社会差别与名分的礼，其实具有作为积极意义的道德价值关怀层面。荀子之“以义荣致势荣”的荣辱观说明礼所确定的社会差别本身具有相应的道德意义。正是一个人的德行修养程度——“义”，决定了其在社会差别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势”。换言之，在荀子看来，社会地位的差别本身就是不同层次的人格价值上、道德上的差别的体现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之礼，毋宁说是礼乐之礼，而非礼法之礼。　　 孔子曾有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②“礼乐“作为一种德行，不仅体现在一个人在视听言动上遵循一定的规范程序和适当的仪式，从而显现的良好风貌，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种合乎礼乐之道的言行是人的内在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仁、义、孝、悌，忠、信、敬等诸内在德性诉之于外的必然结果。如若没有内在丰富道德情感的支撑，“礼”就会如刑、法般干枯、冰冷，没有生机。　　 在荀子思想中，以善为依归的“礼”和以美为诉求的“乐”被置于统一的视域中，进而形成了“美善相乐”的礼乐关系和礼乐境界。“美善相乐”既是荀子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同时也是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途径。“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③荀子认为，一方面，礼和乐在功能上各有侧重，主要表现在礼关乎善，其指向是培养德行，乐关乎美，其指向是陶冶情操；另一方面，礼与乐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礼达至深则美，乐达至纯则善。礼乐结合，成就的是美善相乐的境界，成就的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　　 在文章的导论部分，首先对荀子其人其书及其美善相乐的礼乐思想进行了一个基本交代，进而阐发研究荀子礼乐思想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并且综述了目前关于荀子思想的研究现状，试图从中揭示出目前研究成果所存在的缺憾，也即论文期待解答的问题。同时交代了论文写作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文章的第一部分探究了礼乐思想的源泉。从与上古时期相关的文献中分别论述了“礼”之思想产生的萌芽及“乐”之思想产生的萌芽。礼乐文化在先秦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常常是被作为整体文化之总称而出现的。作为从五帝到夏商周的社会历史特征，“礼乐文化”不但为此后完整、巩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建构起了一个整体的框架，而且也为春秋以降社会历史文化的嬗变提供了一个逻辑前提和大背景。从孔子礼崩乐坏的感叹中我们知道，至少西周时期被认为是一个礼乐文化盛行的时代。而在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后，以礼乐为特征的文化也开始逐渐脱离了原始形态，朝着理性思潮的方向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五帝到夏商周时期的礼乐文化，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直至荀子礼乐文化之变迁演进的一个基础。紧接着论文又从对孔子的礼乐思想、郭店楚简的礼乐思想及孟子的礼乐思想的相关论述中厘清西周后期至荀子前礼乐思想的发展脉络。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证了荀子的礼乐乃是人道之极。在学术界中，学者们往往把儒家所渴望的理想社会——宗周社会的特征概括为“礼乐文明”，在这样的社会中，礼乐文明成为群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礼仪、礼俗融汇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以降，原有宗周的宗教神学光芒逐渐减弱，社会等级规范开始瓦解，由此引发了大范围的精神混乱和大规模的文化忧患。旧礼虽然已经崩坏，但“礼乐”对社会秩序以及个人修养的重要影响使其必然不会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全然土崩瓦解，反而会促进新的礼乐的产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荀子对已有的礼乐思想进行了整合与重组。在荀子看来，“礼”即道德境界的最高层面，是“人道之极”。相比于孔子的“以仁释礼”，荀子自信地展开了“以礼释礼”的进路。当然，这里的礼是“礼乐”之礼，而非“礼法”之礼。在志清行成的礼乐进路中，主体由士到君子最终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　　 文章的第三部分从天地乃礼乐之大本的角度切入，论证了“明于天人之分”、“不求知天”都是特定语境下的表述，不可理解为天与人的截然两分。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不求知天”思想的提出，根本的并不是说天与人对立无关，而旨在强调人应当积习向善，崇礼守乐，强调后天人为的重要性。人的职责，从根本上讲，就是不与天争职，躬行其人伦之道。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少把自然界本身作为直接的思考对象，而多是在天人之际的基本模式下，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中探寻、理解天的意义与价值。与先秦其他思想家相比，荀子虽然对天的现象、本质以及规律有较多的阐述与议论，但若细究这些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荀子讲天人之分，论天，是从根本上为礼找依据”。①荀子论天的根本目的，是为其以礼乐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提供一个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终极依据。　　 文章的第四部从内修性而外定分的角度讨论了荀子的礼乐之礼在修身及治人方面的作用。中肯地讲，荀子思想确实以其气势磅礴的现实性和功用性在儒家思想中独树一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荀子的这种对于现实社会功绩的推崇和权势的肯定是建立在个体人格的道德成就基础上的——并且这一基础非常关键——不能“成人”，则一切功绩伟业也无从谈起。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更是无法截然分开的”②。　　 文章的第五部分从善民心而易风俗的角度探讨了了荀子的礼乐之乐在成性成德方面的作用。正是因为乐的和谐、情感特质，才有了“以乐成德”的理论诉求。虽然在《荀子》一书中，只有《乐论》一章集中表述了有关乐的思想，但从荀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乐”对于人之道德修养的促成及社会和谐的创立都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亚于“礼”。　　 最后，在文章的第六部分，结合此前的礼与乐思想的考察探究，在儒墨道各家礼乐之辩的基础上，通过由学致诚，明确了礼乐之“美善相乐”的终极和谐意义之所在。荀子将乐与礼放在统一的视域中观察，用乐的感性直接的审美自觉来关照礼的规范制约的社会道德，在礼的秩序中注入乐的审美情感，从而使这样的礼乐文化成为一种感性与理性、内在道德与外在规范融合为一体的审美文化。这是荀子对礼乐文化的贡献，具有特别的历史与当代价值。　　 在文章的结语部分，对于儒家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界定。认为尤其是在荀子那里，这二者不是截然两分的。外在表现上辅助政治，以大一统为目标的的礼乐，本质上是其对于最高道德境界的永恒追求。而后者正是礼乐思想能够经受社会环境风云变幻，进而始终成为民族文化脊梁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