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是对美国早期影响最大的国际事件，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变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法国的盟友，美国从一开始就对法国革命予以密切关注。那些拥有话语权的美国人普遍对初期阶段的法国革命持不同程度的欢迎和支持态度，视之为美国革命的延续，是美国点燃的“自由圣火”在欧洲大陆的燃烧，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斗争，将会在欧洲乃至世界引发一场国际革命，而他们自己则是这场革命的先锋和发起者。尽管美国的社会精英在联邦政府成立不久就对共和政体的认识发生了分歧，逐渐分化为联邦党与共和党，但这一分歧最初主要围绕汉密尔顿制定的财政经济政策而展开，而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则比较一致。虽然少数政治家从一开始就私下对法国的暴力活动表示了谨慎的担忧，但他们仍对法国革命寄予厚望。宪政君主制阶段的法国革命尚未在美国引起激烈政治辩论，唯有副总统约翰·亚当斯自始至终持猛烈抨击态度。　　随着法国革命迅速激进化和英法战争的爆发，美国舆论急剧分化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从内政扩大到外交领域。以“秩序之友”自居的联邦党人从谨慎支持和同情的立场迅速后退，转而强调美国社会的独特性，开始全面抨击法国大革命。他们持精英共和政治理念，提倡服从型政治文化，强调人民应该服从、信任、尊重政府，把美国革命界定为一场稳健而理智的革命，认为日益激进的法国革命威胁了美国的社会秩序，自由在法国已经沦为肆意妄为和无政府状态的代名词;以“自由之友”自居的共和党人则强调人民有权利对政府进行监督，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威胁。他们在为法国的过火行为感到遗憾并为之辩解的同时，继续支持法国革命，强调法国革命最终会促进自由事业。两党为了传播各自的主张，首次致力于动员普通公民，组织自己的支持者举行公民集会、请愿、演说、抗议、游行示威等活动，从而推动了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过渡，加快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　　法国革命在促使联邦党与共和党分道扬镳的同时，也激发了普通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关注，催生了大众团体的建立。民主共和社团作为美国第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基层组织，以人民代言人和自由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对联邦党倡导的精英政治和服从型政治文化提出挑战，强调人民的主权地位，呼吁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热情支持法国革命，猛烈抨击联邦政府的中立政策，强调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的一致性。民主共和社团的存在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推动了美国人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表明大众参与型政治文化正在迅速发展。　　“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法国革命的激进阶段告以结束。然而法美关系并未因之好转，杰伊条约在美国引起了激烈政治辩论，使得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分野更加明晰，对法国革命的看法进一步走向对立，同时也导致法美之间迅速疏远。“XYZ事件”则使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在备战的热潮下，联邦党人和正统神职人员掀起了全面的反法宣传，大力渲染法国革命的过火行为。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联邦党人通过法律手段打击政敌，从而引发了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公民自由的第一次危机。处于被动之中的共和党不得不调整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逐渐从对法国的偏爱之中摆脱出来。他们巧妙地将联邦党的做法描述为暴政，并且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做出了更为宽泛的解释，有利于参与型大众政治文化的发展。“雾月政变”既宣告了法国革命的结束，确立了拿破仑为首的军事独裁统治，也使得共和党最终失去了对这一革命的期盼，转而强调美国不同于欧洲。随着美法关系正常化、共和党上台执政，法国革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急剧下降。　　美国人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乃是建立在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之上，他们借助于法国革命这一棱镜，所要表达的是对美国自由与共和试验的不同理念。联邦党与共和党都信奉“人民主权论”，坚信人民是一切权力的唯一来源，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制，都把维护公民自由与共和制作为己任。不同的是，联邦党始终坚持精英共和政治理念，普遍对人性持有悲观看法，对普通民众抱着不信任的怀疑心理，希望构建和维持精英主导的服从型社会秩序。然而，法国革命威胁了这一政治理想，使得他们在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上更为强调秩序。共和党则相信人民的智力和美德，主张人民积极参与政治，在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上更为强调自由，警惕政府对公民自由的危害。法国革命激发了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推动了美国从服从型为主的精英政治文化向着更为开放平等的参与型大众政治文化的过渡。同时，强化了美国人对自身社会独特性的认识，最终使得他们普遍希望从欧洲纠纷之中脱身。法国革命使得美国人深化了对自由与秩序的理解，不同观点的交锋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促进了美国政治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