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各种主义、新思潮因之蜂起并展开论争,试图填补经学独断论式微后的价值空位,化解基于意义危机和秩序危机的民族危机。显然,具有整全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很好地契合了时代需要,从一开始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方面占有优势。从新文化运动到新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运动与实践运动一以贯之,根本改造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思想和行动方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此缘起。　　 在开放、多元、复杂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各种主义、新思潮之间产生论争与批判、解构与建构是必然的。这是主义、新思潮争取话语权的基本方式与重要特征,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发展中的特殊历史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东渐至中国后,面临着一个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诞生以后遭到各种异己势力的诽谤与批判一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同样受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攻击。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以“问题与主义”论争为发端,马克思主义与这些异己力量围绕“主义有用与无用”、“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等问题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代发展模式诸方面展开了角逐。经过先进思想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理成章地由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重铸中国新“秩序”和新“意义”的指导思想。　　 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各种异己力量的论争中走向中国化的。为客观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与各种异己力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坚持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借用了文化生态学理论与方法,通过比较与对比、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方法,以问题为导引,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参与的一些重大论争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系统观照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从涓涓细流到激流涌进,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主潮,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拥有强势话语地位和作用的发展规律和内在机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曲折性与复杂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　　 近现代中国社会与世界局势的互动,主义、新思潮的多变,论争者阵营的不稳定,论争话语的诡谲歧义,加剧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复杂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论争检视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本质,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论争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成的“生态”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