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诗派”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新月诗派以和谐理性为创作的标准，后期新月诗派传承了前期新月诗派的“理性”主张，同时现代主义色彩渐浓，但在“理性”思想制约下并未放弃创作中的古典主义，还保持着新月特色，带着理性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更接近诗歌的内质，新月后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在诗形上新月后期诗人传承了“带着镣铐跳舞”的主张，但较之前期新月诗派过分强调诗歌的外在形式，体格上的严整，后期新月诗人更注重诗形的多样化以及诗形与诗情的协调性，以理节情，散文化倾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歌的流弊，但又不同于现代派的完全散文化。同时又注重音乐性，克服了早期新月诗人因音数的规定导致规律极严造成的诗体僵化。后期新月诗人对诗结构、文字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诗歌与文字有密切的关系，文字不仅表达情感，而且也有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诗歌与文字的音密不可分，这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有共同之处。思想上“理性”制约下有“主智诗”、“城市诗”等的创作。新月诗派“主智诗”的创作是对中国现代派诗的独到贡献，这种诗以不使人动情思为特点，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后期新月诗人由智性的寻求转向对都市的思索，他们对中国都市诗潮的开拓不可忽略，城市的诸种问题被展示出来，又由此推及对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深刻思索。后期新月现代诗中逐渐少了夸饰的情致，更趋向于现代派诗歌的平淡、实际。与此相关联，后期新月诗人开始注重诗的“非个人化”倾向，非个人化避免直抒胸臆，以叙述代替抒情。意象运用上，后期新月诗派深得“客观对应物”的西方现代诗论主旨，着重对人生、宇宙的深刻冷静思索，更接近世界性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对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及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