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年间,清廷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随后贵州被完全纳入王朝的“版图”之下。到了道光、咸丰时期,贵州的土司实质上已名存实亡。王朝在实现渗透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清代的地方官员,尤其是“治官”又“亲民”的知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知府充当了弱化土司权力、加强地方社会控制的角色;其二,知府在维护地方治安、镇压地方动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府倡办保甲团练,遇到重大动乱,亲率团练前往,成为镇压地方动乱、维持地方秩序的主要力量;其三,知府通过主持纂修志书,加强对贵州地方儒家文化的渗透,使之适应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需要。　　 研究表明,贵州知府的行政工作量较大,但他们的薪俸是全国各省中最低的。知府往往会设法摆脱“困境”而急于升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知府对官场中人际关系的依附性增大。知府需要花大量时间去经营官场中的人际关系,还得应付大量的应酬活动,既增加了非行政事务的精力投入,又加深了地方的财政危机。官员的行政效率降低,滋生了地方诸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　　 表面上看，王朝在贵州的控制力正在不断强化,但是,此后爆发的“咸同大起义”却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王朝在对贵州加强社会控制的同时,由于官员自身行政效率的不高,其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伴随着一定的阻力和风险。如何提高地方官员的行政效率并维护好政府的权威?似乎是摆在道成时期贵州地方官面前最现实而又最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