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作为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其内涵不断被丰富、延伸。一方面，它要求诗关伦理道德，有教于人，有用于国，诗载有理性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个人情感意识，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抒发感性的个人情怀。宋理学大兴后，诗歌哲理性增强，启迪人事，涵养品性。至此，古典诗歌中的情、理范畴各趋于成熟，诗学情理之辨随之明朗化。　　元明易代之际，大动荡大一统的时代环境，使得诗人沉浮于扬情与重理的思想潮流中。元末纲纪荒芜，价值多元，为诗抒自我情意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有志诗人忧国忧民，针砭时弊，表现出传统的刺世拯世之理。入明后理学大网骤紧，诗歌顺应朝政文治，进入美太平颂盛世的官方理学思潮中。然而，此时诗人多宗唐，追慕唐诗的丰神情韵，大有尚情意味。诗歌情理之辨，已由宋末埋下的种子开始萌芽。此时的代表诗人，当属明初五派，即越中派、吴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和岭南派。五派因地域文化、人生际遇有别，对诗之情理的态度及处理两者关系的具体方式各有特色，这使得情理之辨在此时诗学中演绎得多姿多彩。越中派、江右派与闽中派都比较重理，但重视程度与方式不同。越中派重理、气，情随气的涵养而有节制的流出；江右合情理为一，创作出“实”的诗学观；闽中派则用情释理，既支持理的运行，又揭示出理的虚假。岭南派与吴中派都明显地重情轻理。吴中派有意地描摹才情，其情高雅卓绝；岭南派则无意于情理相争，其诗之情更明朗、单纯而感性。　　元明易代之际诗歌中的情理之辨对明朝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明诗歌就是在重理或扬情的诗学思潮中前行的。明初的台阁体与明末的复社、几社比教重视诗的用世之理；明中后期的七子派、竟陵派和公安派则倾心于诗之情。然而具体到各派别时，情况又有不同，并且扬情的诗观中含有理的成分。古典诗歌的情理之辨，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传统哲学的特质之一是情理相合，情本身带有理性。基于此思想文化的诗歌，情理之辨源远流长，二者的相争并不分绝对的胜负。情理的相争相依，是传统诗歌发展的原因之一，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铸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