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南宋朱熹将其单列,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此其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现在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是此书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且被看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四书”之中是哲理化程度最高的典籍。《中庸》首章即提出“天—命—性—道—教”的命题,并在此哲理框架下提出“中和”说作为整本书的统领。故若要研读此书,“中和”必不可绕过。子思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的情感未发之时为“中”,当其发于外与外物相接时便为情,若能皆中节度,则为“和”。紧接着,子思以“大本”与“达道”言说之,并将“致中和”描述成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为一的至高境界。本文旨在通过解读“中和”思想的哲理内涵,进一步理解其本真的意涵,阐释其中蕴含的儒家教化思想,并试图为当下教育问题寻求意义引导。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参阅古代元典以明了基本的内涵,包括《大学》、《论语》、《孟子》、《易传》等典籍,查阅自东汉至清代学者的经典注疏以及现当代大陆及台湾学者的阐释,目的在于梳理并理清不同观点。“中和”思想的提出虽始于子思,但缘来有自,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尚中”、“贵和”的思想。本文亦从字源学入手,对“中”、“庸”、“和”三个字进行了考证及意义阐释,意在从源头上和根本处入手,把思想还原于其本有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有助于在当时的语境和环境中理解思想的本义,另一方面也更加贴近作者的原意。本研究所面临的两个重要而艰涩的问题为“中和”与“中庸”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和”与儒家教化的内在关联。书名为《中庸》,首章却极言“中和”,不禁给人以迷惑,本文所研究为“中和”思想,故须对二者关系加以交代。文章谈及儒家教化,是基于“中和”思想的呈显,而“中和”与教化的内在关联亦是必须阐释清楚的。故解决好以上两个问题是文章的关键。“中”是本性的自然状态,“和”是与外物打交道时性显为情的合宜,故“中和”是本然之性应于事,是“中庸”之理在日用常行中的表显。“中庸”被孔子尊为“至德”,亦是儒家修身的追求,儒家讲当下实现,“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至高之德的实现必然落实于具体的事上,在日用伦常中得以呈显,此即“中和”。唐文治曾言“中和”一章是本于性情的人道教育,故“中和”必关乎教化。“中和”是“中庸”这个理在具体行事上的体现,儒家重“行”,主张在人伦日用中成就君子之德,并以之影响百姓,达致化民成俗的伦理追求。所以,本文所言“中和”与儒家所强调的在行事中修身成德的教化是紧密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