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是我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记者。1939年秋他受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任教邀请,并在香港《大公报》的资助之下,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旅英期间,学者、学生、作者、记者等几重身份在他身上交织着。自1939年至1946年的七年间,萧乾通过《大公报》向中国读者发回旅英通讯,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在二战这一特殊时期英国国内的思想、文化、社会民生情况；与此同时,萧乾亦以演讲、广播、著书以及在报刊上撰文等方式向英国人呈现现代中国的崭新面貌,内容囊括科学技术、文学文化、战时状态等方面。由此,本文把萧乾的英伦之旅看作“沟通土洋”的旅程,把萧乾及其相关作品视作中英文化双向交流的媒介,研究经此媒介传播的内容,以及媒介所处语境和媒介自身特点。论文第一章以萧乾的旅英通讯为研究对象。《大公报》爱国抗战的办报导向是萧乾向国内读者呈现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把自己的爱国情怀寄予其中的土壤。首先,萧乾把英国文化气氛浓郁、国民素质较高、社会井然有序的积极一面呈现给中国读者,其中透露出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第二,英国在萧乾的笔下又呈现为一个备受战争摧残、充满时代迷思的国度,英国人与中国人一样,遭受着法西斯的侵略。科技是否是战争的推手,宗教能否平息战争是英国人面对战争所进行的思考。萧乾在通讯中强调发展科技的积极意义,并指出宗教不能解决战争问题。第三,萧乾把英国人对中国抗战的看法以及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中国读者,告诉国人“国必自伐”的道理,并把英国人对中国“老古玩店”式的文化偏见呈现给中国读者。第二章以萧乾旅英期间创作的向英国读者介绍现代中国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作品是对旅英通讯中所呈现的英国人对中国“老古玩店”式的文化偏见的回应,意在为“失语”的现代中国发声。萧乾首先向英国读者呈现了为了民族生存发展,苦心经营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国,指出了中国发展科技的必要性。第二,他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介绍给英国读者,希望他们看到一个在文学文化领域生机勃勃的现代中国。第三,他把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传递给英国读者,并强调抗战使文人与大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三章综合前两章的讨论,进一步从社会语境的宏观角度与媒介个体特点的微观角度对萧乾旅英期间的写作进行分析,指出萧乾作为“沟通土洋”的媒介,立足于现代、立足于大众、立足于民族的创作立场。面对西方人对中国的带有独断、刻意色彩的文化误读,作为一个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强烈的作家,萧乾一方面令中国同胞看到发达国家的可借鉴之处,另一方面致力于修正英国人对中国认识的偏差,力求使现代中国从英国人对中国古董式的固有印象中突围,构建崭新的民族形象,他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萧乾的立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了这一群体盼望国家现代化的共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