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研究商周兵制是本课题的旨趣所在，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商周兵制的研究一直是先秦史领域的薄弱环节，缺乏系统性的著述。兵制，亦即军事制度是商周社会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1000余年的时间里，随着战争观念、科技手段、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兵制也经历了一个由草创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在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历史特征，这就客观上需要对之有一个系统的梳理。　　 其次，对商周兵制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对其他相关制度的认识。商周兵制与商周时期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土地和赋税等相关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先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商周兵制的研究，有利于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再次，对商周兵制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同一时期军事斗争的基本形式。军事实践和军事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商至春秋初期，作战双方往往采用结日定地的方式，在预定的地点和时间展开对决，而进入战国以后，战争一般在关塞要津展开，奇袭战、伏击战等成了主要的作战样式。要认清上述变化，就离不开对兵制的认识。　　 文章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商、西周、春秋、战国兵制的系统考察；二、商周兵制发展的基本趋势；三、商周兵制演化的基本动因。　　 对商周兵制基本内容的系统考察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也是立论的基础，共分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阶段进行了阐述。商代以考古学上的殷墟时期为主，主要讨论了商王朝的基本武装力量、方国军队、作战兵种、武器装备以及军事训练和赏罚等内容。对师旅的编制、武官系统、“族”武装的存在形式、戈矛的使用等细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西周时期主要围绕国野分制下的兵役制度、由“师”到“军”的军队编制变革、中央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等问题展开，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兵役制度，命卿制度、司马制度等。春秋时期的最大特点是诸侯军力坐大，车战由盛行走向衰落，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军赋制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逐步消亡。军赋制度的变化是这部分讨论的重点。战国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出现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常备军开始大量出现，铁制兵器和弩机大量使用，作战兵种进一步增加，各项军事制度日臻完善。　　 商周兵制的变化大致体现了以下三个趋势：一、由临时征集制向常备军过渡；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兵种增多；三、族武装力量的长期存在与最终消亡。　　 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商周兵制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因作了思考。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军事力量的扩大成为可能；战争观念的转变引起了作战方式的变化；军事力量的扩张和作战方式的变化推动兵制向前发展。　　 文章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一)、说明了商周兵制由十进制向五进制变化的过程，揭示了临时征兵制度之下，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军队编制的内在关系。十进制的军队编制主要存在于商和西周早期，这与基层社会血缘关系强固，早期氏族组织的孑遗未尽有关。而五进制军队编制出现在西周晚期，盛行于春秋，正是村社制度在基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反映。　　 (二)、对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变革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春秋时期的赋税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著名的如晋国的“作爰田”、“作州兵”，鲁国的“初税亩”、“作丘甲”、“用田赋”，郑国的“作丘赋”，楚国的“井衍沃”等。文章从军赋的视角对上述变革作了一个解释，指出：在春秋中期以前，晋国、鲁国、郑国、楚国、齐国等主要的诸侯国都进行了赋税政策的变革，这种变革基本都分“两步走”，先改变国人的税制，废除籍田制度，实行实物税，再对“野”征发军赋。通过这些变革，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春秋时期各国军队不断扩大的经济基础。　　 (三)、揭示了战争观念对军事制度的间接影响。从商代到战国，战争目的经历了“争霸--兼并--统一”这样一个变化轨迹。受此影响，作战观念也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即由强调道义胜利，用礼制约束军事行为到“兵不厌诈”，以诡计权谋制胜。这就决定了春秋早期以前的“结日定地”的作战方式最终被扼守关塞要津，通过伏击、奇袭等方式决胜的战争样式所代替。新的战争形势必然要求军事制度的变革，这也构成了商周兵制演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