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跨越发展的政策选择研究的焦点在于解决科技发展的核心问题，即科技为何发展和科技如何发展。论文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为学术背景，规范与实证相结合，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独特视角，综合交义探究了科技跨越发展的政策选择问题。　　 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容易封闭自己，拉大与发达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差距；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易导致对国外科技的高度依赖性进而使科技发展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窠臼。本文以科技跨越可行条件论作为论文论证的逻辑前提，在大量占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现行体系。本文认为，要获得科技发展的主动性，科技发展轨道的更迭在所必然。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发展应具有观照公众福祉的价值取向，体现科技发展“人为”特征与“为人”价值取向的融通。论文从路径选择与价值取向两个角度出发，依次界定科学跨越发展及其政策与政策选择等概念。特别将将跨越时空区分为时间一维、时间空间二维和时间空间领域三维，且以此为出发点，将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概念区分为时间一维“线性模式论”、时间空间二维“平面模式论”和时间空间领域三维“立体模式论”，并着重对后者进行概念界定。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立体模式论”，强调价值取向性、政策选择性和领域甄别性，体现了科技发展质与量的统一。　　 论文将政策选择模式划分为自由发展、行政极权和国家调控等三种类型。自由发展模式的表现形式可以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小科学研究、无功利性的“为科学而科学”研究和以满足好奇心作为探索未知驱动力的研究等。行政极权模式主张，科技跨越发展的一切指标均可计划设定，无视科技跨越发展自身逻辑性而以行政计划取代科技跨越发展自身逻辑性。国家调控模式旨在于科技跨越发展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即寻求科技自身逻辑与国家目标实现之间的平衡，既不同于国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行政极权模式，也不同于信奉不干预原则的自由发展模式。　　 本文将政策选择体系区分为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两大部分，以剖析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现行体系及其缺陷。毋庸讳言，中国现有的科技政策体系为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体系的缺陷，包括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体系中的不足及其政策选择中的制约因素。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公益科技资源投入主体与执行主体的缺失，科技资源分配中的“结构性机制失灵”，以及中国科技资源分配在创新链条上的分布存在严重的缺陷等诸多方面。其制约因素主要包括，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中的体制制约因素、科技政策选择中公众参与决策维度的缺失、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中问题意识的欠缺和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中科技预见的弱化等。　　 本文在综合相关知识基础上，提出中国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原则与对策。政策选择原则包括问题意识、“以人为本”、科技预见和公众选择。问题意识体现了科技跨越发展及其政策选择的内在要求，其方法论原则主要包括公众福祉原则、长远利益原则和生态环境原则，此即彰显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原则要求。“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政策选择，要求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体现其对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支撑、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榫合、科技跨越发展的多维价值性、借鉴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智慧等。科技预见概念是对技术预见概念的超越，其出发点是强化政策选择的整体化预见，突出长远的战略性预见。中国科技预见应根据学科特点，合理设定科技预见长度，应促进在科技维度、公众参与、发展领域甄别三者与技术预见之间的互馈和互动，并应结合民生民计问题，突出能源、环境、科技普及、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研究领域。公众选择是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新视角，充分体现政策选择主体的合理化与完整化。本文就此提出了充分利用网络、设立政策选择的公示与政策过渡期、建立科技政策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对策和措施。　　 总之，本文从独特视角出发、综合相关知识，界定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概念，针对现行政策选择体系的缺陷，提出了契合中国实际的科技跨越发展政策选择的原则与对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