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的回顾了学术界目前对“现代人及其行为”研究的的模式争论，根据一些最新发现的材料及研究成果，对所谓“现代人”、“行为的现代性”等概念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认为整合来自不同学科的证据，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可能存在的区域多样化模式和业已证明存在的基因、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解释人类起源及演化的过程与机制。　　 石叶技术曾一度被认为是现代人所独有的优势技术，但近年来在东非、南非及近东Levant地区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早期系统剥制石叶的技术，说明石叶技术并非现代人所独有。但在东亚地区，石叶技术主要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Early Late Paleolithic)，水洞沟作为该地区第一个发现，也是最重要的石叶工业遗址，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发现以来，一直吸引着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类型学分析与讨论。本次研究作者首先对该遗址地层年代及石器工业研究史进行了回顾，同时也将石器分析方法自类型学发展至操作链分析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操作链分析方法的优缺点及本文所采用的技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程序及步骤。根据这一方法，对SDG11980年发掘出土的2078件旧石器时代石制品进行了再研究。考虑到目前石叶、长石片、细石叶、小石叶、细石器等概念的混乱，作者在进行石器分析之前先对不同学者对这些名词的定义进行了反思，尝试廓清它们在技术、形态上的异同。根据作者对石叶等名词的定义，水洞沟第一地点旧石器文化层中并没有典型的细石叶技术。该类技术多采用间接打制法或压制法从楔形、柱形、锥形石核上剥制细石叶，而水洞沟第一地点的小石叶则是应用直接打制技术从棱柱状、半棱柱状、窄面石核和雕刻器石核上生产出来的。　　 通过技术经济学分析和属性分析，作者发现该遗址石叶生产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将原料修整为具有对向双台面的宽面石核，采用勒瓦娄瓦循环剥坯技术着力开发石核的一面，是石核逐渐变薄直至剥坯终止。在这一模式中存在着技术变更现象，即有的宽面石核两侧也被开发利用为剥坯面以生产长石片、石叶及小石叶，因而在石核形态上成为次棱柱状石核。另一种模式是使用窄面石核或棱柱状石核生产石叶及小石叶，这二者在台面维护与剥坯面开发程序上基本无异，只是在石核形态上有显著不同。SDG1古人类主要采用前一种剥坯模式，生产中主要采用硬锤直接打击台面靠内部分而获得石叶、长石片。　　 对于这一技术的渊源问题，本文从年代和技术角度对比了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及日本地区出土石叶遗存和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中亚地区出土石叶遗存，并对我国已发现的石叶遗存进行探讨，综合分析后认为SDG1石叶技术来自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如UstKarakol，Anui-2等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遗址工业。根据对2004年新疆调查发现标本的初步分析，结合古环境研究发现MIS3阶段及MIS5阶段中国西北地区出现的古“大湖期”，作者推测石叶技术在该地区的扩散路线可能有多条。其中一条可能是从阿尔泰地区经贝加尔湖和蒙古地区到达中国东北，进而向南扩散至内蒙及黄河流域。另一条可能是从阿尔泰地区至新疆北部经河西走廊到达河套地区。　　 此次研究意外发现一件带有带有刻划痕迹的石核。论文也首先回顾了象征性行为研究的最新动态，通过电子显微镜与3D复原技术，作者确认了这些刻划痕迹确为人类有意识为之，这也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第一件带有刻划痕迹的非有机质。文章从艺术和认知两方面尝试解读这一刻划行为所蕴含的人类审美及智力的内涵。　　 有学者将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技术变化归因于人口增长或衰减带来的技术扩散或消失，并认为这一时期以宽面石核循环生产石叶-长石片的技术反映了勒瓦娄瓦石核内在的经济优势。作者认为晚更新世剧烈的环境变化强烈的影响了东北亚地区人口规模的收缩与扩张，这种变化为技术扩散提供了可能。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技术的多样性和混杂性反映了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选择。这种文化混杂可能是由于东亚地区在晚更新世期间与其他地区出现一段时间的隔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娃人、直立人、早期智人等不同人群在该地区往复多次迁徙带来的文化交流和适应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