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无数的灾难。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虽然让一些传染病得到了控制，但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远未结束。传染病防治不仅是医学上的问题，更是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其发生、发展、控制和预防等方面都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既然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而作为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任何社会问题的消解，也总是离不开一定社会条件的支撑。把传染病流行和防治这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放到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去研究，从其背景中探索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是本文的初衷。　　 借助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如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整体理论及社会学的功能理论，本文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它自身的失调和不足中寻找最近传染病流行的社会根源和控制手段。本文以湖南省H市近年流行的传染病的社会因素和控制手段作为调查研究的一个切入点，综合利用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如访谈法、文献研究、非参与性观察等开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H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卫生水平的逐步改善以及政府对疾病控制的日益重视，一些困扰H市的传染病如丝虫病、麻风病、肠道传染病等已得到了有效控制，相比之下，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和血源及性传播疾病（肝炎、艾滋病）成为现阶段高发的流行病。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合的转变，它既包括经济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了文化和个人观念等的转变，在这个巨大而艰难的转变中，会出现很多与传染病的控制不协调的方面，这一点，在H市反映得比较充分。　　 经济体制的剧烈变革加大了H市的城乡差距，使人们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处于资源稀缺的底层人们（如一些农民、民工、性工作者等）由于其职业和个人素养的关系，更容易暴露在传染病感染的行列之中，处在易感人群或是传染源的范畴；而在人们的价值观念随着时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价值观的模糊或迷失，H市青少年吸毒问题和性解放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卫生观念还不能完全适应传染病防控的制度要求，人们对某些传染病的歧视或误解，也影响到了患者的诊断和治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H市拥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而相应的卫生投入增长的速度不能很好适应传染病防控的要求；在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H市原有的单位控制体制在传染病的控制能力大大地削弱，对农村地区的控制更为薄弱。　　 正是由于H市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社会控制难度很大，面临更多挑战，这就需要统一调配社会资源，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和供给，改良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控制作用。　　 H市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各个社会系统都在积极地应对这场挑战：财政系统满足传染病防控的后勤保障需要，政府各级机构满足防控的指挥需求；法律法规满足整合各种资源合力作战的要求；各种媒体满足宣传、动员全体市民的要求。各个系统以政府机构为主：由它来调拨资金、制定法律法规以及引导大众媒体，其发挥作用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到传染病防治的效果。　　 目前H市传染病防治的主要问题在于经费投入不足；农村防控体系不健全，无法从最根本上保障广大人民的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易感人群的处境艰难，不仅在经济上，或是面临的社会环境都对传染病的防治不利。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仍是在于政府，政府机构的调控机制应进一步发挥作用。经济手段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首先就要解决“钱从哪儿来？钱怎么花？”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经费的投入，争取中央财政的帮助，保证地方财政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把资金向农民和农村倾斜，完善农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健全卫生医疗保障网络，从而切实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了让社会的各阶层都能和谐共存政府还应特别关注易感人群，为其提供更多的服务：加大对其宣传和防护的力度，提高更多医疗帮助，积极地为其消除社会歧视和改善生存环境。　　 对传染病的防治和控制需要动用全社会的资源。面对新的变化，社会的各子系统能否充分满足其功能性需求，就是社会行动系统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其中承担适应性需求的经济制度和承担目标导向和调节功能的政府部门显得尤为重要。　　 就我国的传染病防控来看，伴随着经济运行体制和社会组织的转型，传统的以单位和社区为依托的健康保障方式面临很大挑战，单纯地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卫生资源的配置，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缺陷：如易感人群的传染病防治如果单靠市场来解决，由于这些人群处于社会底层，各种资源匮乏，将很难保证自己的权益，而一旦他们被感染，对于整个社会都将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而文化快速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如社会风气的恶化，吸毒和性交易的增多以及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观念的变革、社会歧视等问题也在市场的调控范围以外；政府对卫生投入难以维持一些机构的正常运转，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甚至很多公共卫生机构都走向了商业化和市场化，影响了其公共卫生职能的发挥，“预防为主”事实上变成了口号，单纯地依靠市场调节，只会发生越调节越不合理的状况；在控制体系上，随着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原有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的力量遭到削弱，而新的社会自律机制和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健全，而市场在动员、组织和控制上都不能很好地满足传染病防治的要求。　　 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纠正因为市场机制功能不全所引起的资源配置不合理状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应由经济建设型和行政管理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财政政策与财政支出结构也必须要以提供公共品为主，而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政府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解决公平（再分配）问题，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品供给机制。　　 就传染病防控来讲，政府不仅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定法规、指挥协调各部门工作、筹措资金和引导舆论导向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要把传染病防治当作一项主要工作来落实，加大资金的投入，合理安排资金的流向，进一步推进传染病防控工作，同时也为社会转型创造一个更健康、有利的环境，使整个社会的发展能平稳、健康、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