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上、下编。上编分五章，第一章回顾了《楚辞後语》的研究情况，概述了学界讨论《楚辞後语》选编动机、表彰屈原忠君原因、批判扬雄原因、选编标准、选编用意等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二章论述了晁补之生平，注意到贬谪迁徙生活对晁补之的影响，不但有志不得施展，而且更严重的是名入元佑党籍，禁锢在家，罪名是“爲臣不忠”、“奸党”；正是禁锢在家闲居八年期间，晁补之编撰了《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对《续楚辞》、《变离骚》所收的作家、篇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考证，纠正了前贤时彦一些不正确的论断，并对可能收录的作品进行了大胆谨慎地推测；论述了朱熹《楚辞後语》的编订、成书情况。　　 第三章略述了晁补之与元佑党禁；评述了庆元党禁的展开过程，从党禁中朱熹与道学人士所遭受到的打击，并从朱熹文集、书信、题跋中，深入体察朱子之心；党禁中朱熹关心国事、爱君忧国，却被诬为伪学、逆党，对此党禁，身为局中人的朱熹感同东汉党锢、元佑党禁，在此背景下考察《楚辞集注》中忠君、不怨君主题，特别是《九歌》部份，故将《九歌》部份王逸注、洪兴祖补注与朱熹注加以对比，发现朱熹注不同前人之处，并提出其表彰屈原忠君的原因。　　 第四章分析探讨了端平本《楚辞後语》的文献价值。辨析了《楚辞後语》中朱熹注的不当之处，也有些是暗含有深意的，所涉篇目有《成相》、《傀诗》、《易水歌》、《垓下帐中之歌》、《大风歌》、《吊屈原赋》、《服赋》、《瓠子之歌》、《秋风辞》、《哀二世赋》、《自悼赋》、《反离骚》、《绝命词》。如《瓠子之歌》“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句朱熹注：“弗郁，忧不乐也。柏，与迫同。水长涌溢，秽浊不清，故鱼不乐。又迫冬日，将甚困也。”此注恐误，《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钜野满溢，则众鱼沸郁而滋长也，迫冬日乃止。”如此解释才是对的。　　 第五章阐发了《楚辞後语》中所寄托的情怀。结合党禁背景下朱熹所遭打击及其心境，深入理解《楚辞後语》中的序、题解、注，发见朱熹所寄托的情感。如《楚辞後语》中大力批判扬雄，而这些批判是站不住脚的，进而揭示朱熹批判扬雄的真实意图；对权臣窃权的忧虑也在《楚辞後语》中有或明或隐地表达；党禁中朱熹的愤懑也通过选篇来寄托；而庆元党禁的根源，即绍熙内禅，朱熹对此问题的反思也在《楚辞後语》中有所表现；面对党禁岁寒时局，朱熹作为党魁不但要自坚其心，还要坚定其他道学人士之心，此思绪在《楚辞後语》中也有体现，故深入分析挖掘之。　　 附录《“鄂君子皙”问疑》一文，由《楚辞後语·越人歌》朱熹题解只提“鄂君”，故对“鄂君子皙”就是“楚子皙”这一几乎成定论的习惯说法产生怀疑。“鄂君子皙”出自《说苑·善说》“襄成君始封”一文，深入追踪发现《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选》注(集注、六家注、六臣注、李善注)、《事类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注引《说苑》时皆只提“鄂君”，而不言及“子皙”。楚子皙乃春秋时楚康王母弟，当了十来天令尹就自杀了，且未曾封鄂君。楚封君制始於春秋之末，楚子皙时尚未有封君制。《说苑》一书宋初残缺剩五篇，曾巩从别本补齐十八卷，目前能见到的《说苑》较早本为南宋咸淳元年(1235)刊本。从而推断“鄂君子皙”中“子皙”二字乃後人所加，廓清了历史迷雾，力矫学界沿误已久“鄂君子皙”即“楚子皙”的错误看法。　　 下编《楚辞後语》校注，全文录南宋端平二年本《楚辞後语》正文及朱熹题解、注释，并在此基础上对52篇文章加以校注；结合各个作者生平遭遇、写作背景，一一写出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