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监管部门与学者开始认识到资本充足率这一监管手段的不足。2010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巴塞尔协议Ⅱ中所包含的一些缺陷,巴塞尔协议Ⅲ应运而生。巴塞尔协议Ⅲ将杠杆率纳入审慎监管体系中,设定了3%的最低杠杆率标准,为其他国家的监管部门制定具有本国特色的杠杆率监管提供了一些思路。2011年我国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建立了我国杠杆率监管的体系。同时,与巴塞尔协议Ⅲ的最低标准相比,我国杠杆率监管最低标准要多一个百分点,即最低要求为4%。2015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部分资金在金融领域内空转,使得银行业杠杆大幅提升的问题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促使银行资金脱虚向实以及促使商业银行提高自身杠杆率以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那么杠杆率监管作为一种审慎监管工具,是否实现了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初衷?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水平、风险偏好、银行类别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异,这是否又会影响到杠杆率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监管效果?本文试图研究这两个问题来为杠杆率监管方面的研究做一些补充,为进一步完善与细化我国杠杆率监管体系提供一些思路。首先以审慎监管理论、风险偏好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杠杆率监管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的渠道分析以及杠杆率监管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的异质性分析,为后面的实证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研究选取了我国75家商业银行2008到2017十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渠道分析,并检验了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异质性分析。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杠杆率监管工具实现了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初衷;第二,商业银行的资本水平与风险偏好会使杠杆率监管效果产生差异;第三,对于上市银行来说,杠杆率监管效果要好于非上市银行,即杠杆率监管更有效的降低了上市银行的风险。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第一,坚持实施杠杆率监管,加大对商业银行杠杆率披露的监管力度;第二,对不同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的杠杆率监管;第三,将杠杆率与其他监管手段结合使用;第四,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内部融资;第五,大力发展轻资产业务。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考虑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和重新计算杠杆率这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