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上市公司股东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但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由此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并阻碍公司的长远发展。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有效机制。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机制通过让管理层持有一定的股份，将管理层的薪酬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未来价值相挂钩，使得股东和管理层间的利益趋于一致，进而激励管理层努力为社会和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在我国，2005年开始施行的股权分置改革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股权激励方案被提出，由此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目前，有关此类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而在实证方面主要集中于对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选用企业业绩这一角度研究存在着三方面不足。首先，只单方面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却没有考虑到两者间存在的相互作用。其次，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间具有逻辑上的跳跃。按照行为逻辑理论，应该是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会影响其日常的经营管理行为，激励其努力工作，减少管理层在职消费、投资不足以及过度投资等代理问题，促进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如果直接就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论证，所得出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和不完整。第三，企业的业绩指标，如EPS、ROE、净利润等，具有短期性和滞后性，它们反映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而不是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与企业的长远价值和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差距。　　长期投资决策是公司价值创造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能够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公司的未来价值。长期投资决策质量优劣和投资数量又通常是由管理层决定的，而实施股权激励机制是为了规范管理层的行为，因此以长期投资决策来衡量股权激励对高管的激励作用便更具有直接性。由此而产生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高管股权激励与长期投资决策关系的研究。　　探讨我国高管股权激励与长期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有两方面的意义。理论上，本文选择了股权激励与长期投资决策的视角进行研究，拓宽了股权激励的研究范围、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理论;并且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验证股权激励的效果，得出了更符合中国经济特点的研究结论。现实意义上，本文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归纳法等分析方法，描述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实施与投资的现状，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制定股权激励机制和完善投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建议。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每章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框架以及预期的创新之处等。　　第二章“理论基础”，对股权激励和投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论述了相关理论基础。　　第三章“现状分析”，描述了我国高管股权激励的实施环境;通过归纳法、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描述分析了我国目前高管股权激励实施和投资的现状，并指出我国股权激励实施和投资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实证分析”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根据本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选择了研究样本，对研究变量进行必要的设计和改进，进而设计出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并实证检验了高管股权激励与长期投资决策的关系。本文还将所选样本细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高管股权激励的最佳比例。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并就我国股权激励机制的运用和投资决策的优化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1、对我国高管股权激励实施现状分析发现，我国高管股权激励的实施有以下特点:受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严重、具有行业集中的特性、股权激励模式单一、定向增发股票为股权激励首选类型、激励比例偏低，有效期限集中于4至5年等。　　2、高管股权激励会显著地影响管理层的投资决策，并且笔者还发现在样本公司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股权激励强度存在一个最佳的比例。在该比例内，高管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在该比例外，两者则表现为“管理者防御效应”。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把该拐点值的左右一定范围视为“最优激励区间”，在该区间内投资决策的有效性将得到有效保证。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通过对总体样本进行细分，分别求出了样本中国有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最佳股权激励比例。　　3、我国企业中投资与现金流之间存在较强的敏感性，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的显著关系，并认为管理层机会主义（即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是其主要原因。管理层为了追求一己之私利，往往会倾向于对一些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投资，以增加企业的规模。以此，认为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投资过度的低效投资问题，选择合理的股权激励比例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的现象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另外，本文还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营业收入与固定资产比、企业的规模均与企业的投资决策显著正相关。　　本文的不足是:影响高管股权激励效果和投资决策的因素非常复杂多样，由于数据搜集的难度，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较少，这可能会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基于已有文献，股权激励与投资间可能存在着内生性，但本文在构建模型时并没有考虑内生性的问题，那么所得的研究结果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