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巨擘的热潮,对梁启超的研究就是其中的热点之一。概括地说,史学界主要研究他的新史学思想、辨伪贡献、历史文献学思想、校勘方法、史学比较研究法、文化观等方面。通读《饮冰室合集》,发现他一生都关注传统史学的转化与构建,尤其对历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史料,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有许多独到的慧观卓识,对当今的历史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毋容置疑,探讨他的史料思想显得很有必要。面对内容广博、体大思精的著述,如何研究?笔者主要用类次排比和比较研究法,通过编资料长编,提炼归纳,总结完善,最后定稿成文。梁任公的史学活动大体上可分为接受传统教育(1873—1888)、中西兼收(1889—1898)、吸收西学、批判旧学(1899—1920)、潜心著述、回归传统(1921—1927)四个时期。他的史料思想的源头有三:先师康有为、他自己的中西结合文化观、欧洲史学理论——特别是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他的史料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史料概念和两大类史料(文字记录以外和文字记录者)、按不同的性质和标准分为积极史料和消极史料、普通史料和特别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抽象史料与具体史料,体现了二元性思路。在搜集与整理史料方面,他也有一家之言。他认为史料考证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性前提,并提出较系统的辨伪理论,是现代辨伪学的开山之人。他还提出校勘方法,奠定了校勘理论的基础。对于史料与史学的关系,他更以史学撰作论为依据,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占有史料要求广博,要“竭泽而渔”。在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章学诚史家四长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重新排列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并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他认为史家要客观地叙述历史,使其“恰如其本来”,以史为目的而不是以史为手段,才有信史,然后才有良史。梁启超认为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是一笔宝贵财富,虽然浩如烟海,但若吸收以往的经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法整理之”,一定能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搜集这些采之不竭的“金矿”,重新熔铸到我们的文化经验中,对国家、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贡献将无比巨大。梁启超的史料思想,在众多史料流派中自成体系,与他的新史学一脉相承,是对新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丰富了现代史学的内容,唤起了现代学者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研索,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起了催生的作用,并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