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的“革命性”不断激发着大众对于技术、文化与民主的多重想象,然而,本文认为,这一表象遮蔽了其中所隐藏的互联网产业的经济与商业属性,以及互联网公司以政治、文化之名剥削网民劳动来实现商业盈利的根本目的。基于此,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以网络“受众”与“劳动”、“劳工”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切入点,将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引入与普及放置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社会情境之中进行分析,指出这场由中国绩效合法型与技术民族主义所催生的信息传播技术狂热,裹挟着技术精英与民间大众对中国现代性的想象,迅速推动了网络技术的扩散以及大众对网络技术的接受与使用。在这一过程中,网络技术被建构出工具与玩物双重属性：首先,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满足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本能追求,大众不得不使用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并将其当作一种生存工具,也因此,网民不得不臣服于数字资本所主导与设计的传播结构,并由此成为数字资本运作的数字劳工；其次,网络技术释放了被政治体制与媒介生态长期压抑的表达与参与欲望,在网民心中建构出网络技术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因此,网民自觉自愿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内容生产者与传播者。通过话语分析法,研究者发现在“分享”、“参与”、“民主”等商业意识形态的掩盖下,数字资本的运作不仅没有挑战货币时代的商品化逻辑,而且以一种更为创新的面貌肯定与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剥削性质。本文使用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互联网产业如何将网民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数字劳工,以及在此过程中网民如何“贡献”自身的数字化劳动：首先,信息资本主义的资本生产克服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生产模式的刻板与过剩,并在差异化与多样化的社会中吸纳大众的集体智能与剩余生产力,产生了以弹性雇佣制度为基础的“众包”生产模式；其次,信息资本主义将数字劳动游戏化、娱乐化与个人化,不断迎合青少年群体对参与感、社区感、游戏暴力本能追求,造就了一批自愿为网络游戏产业进行数字劳动的“玩工”,而且这一群体越来越有低龄化趋势；不仅如此,网民的劳工化过程还表现在互联网产业对网民的情感实践的劳动化与商品化,它将网络平台上的粉丝的好奇心、娱乐、轻松、快乐、兴奋、激动、忠诚和消费欲望等情感转化为具有商业交易价值的数字化资本,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情感经济”。这些数字化劳动构成了互联网时代的“非物质劳动”,极大驱动了数字资本的累积与增值,而网民却在这一过程中被不知不觉转化为推动这一过程的数字劳工,遭受着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剥削。不仅如此,网络时代互联网公司凭借资本支配权的掌控、技术代码的操作以及人们对新媒体的依赖,尽可能将每一个“触网”的用户都纳入追踪与监视范围,召唤其成为商业传播技术的囚徒。传播技术的数字化以流动的、隐性的、全面的、不易觉察的方式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将网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所生产的文本信息、使用计算机过程中产生的Cookies、使用手机时所产生的私人信息以及使用物联网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日常生活信息等进行商品化,由此资本的控制权力得以巩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络监视并不仅为了“囚禁”(不丢失客户)与控制,而是旨在将他们转化为“数字劳工”,持续不断地为数字资本的累积与增值提供数字劳动,这一过程预示着资本生产开始跳出工业化生产中的工厂,它将整体社会纳入工厂生产体制,并通过商业意识形态霸权不断召唤网民加入资本生产过程。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数字劳工察觉自身的使用行为被劳动化与过度商品化,一次又一次的反控制与反剥削实践便开始上演,他们将信息技术化为已用,游走在法律与制度的边缘,拒绝成为媒介工业的商品,并试图在虚拟空间之中争夺个人信息的掌控权,要求从制度上承认他们对这种权利的诉求,以争取与维护作为一名公民的基本权力。网络时代的新劳动阶级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处于网络化、流动性的社会大众。他们拥有不同的职业与价值观、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欲望,是一个复杂且多样化的集合体,因而所表现出对资本运作与技术垄断的抵抗也十分多元。这种多元性既体现出新劳动阶级抵抗力量的潜力与难以控制性,同时也凸显了这种抵抗的分散性。从另类媒体的脆弱到技术“盗用”的毁誉参半,再到“生命政治”抵抗的被动性,数字劳工的抵抗行动在效果层面并没有真正撼动数字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数字劳工”的研究警示我们从互联网产业运作的规章制度层面来厘清产业发展与网民二者之间的权责,建构产业发展与网民使用之间的原则底线和共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与此同时,网民在信息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应注重媒介素养的提升与自我反思能力的培育,从而避免落入数字资本的商业陷阱之中,使媒介技术真正成为传播自由与自我解放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