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审美与权力的联系角度，来梳理古代文学经典传承与建构的问题。当现当代文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讨论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不能漠视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权力和现实意义。审美权力意味着审美性被赋予了政治等意识形态建构的权力。本文以审美与权力的关联，来作为探讨汉魏文学经典传承与建构的核心旋律。对于汉魏文学经典的问题，此文关注的是审美权力的运动规律，既需要关注其传承的依据，又需要探讨其建构的力量。本文之所以选择谈论古代的文学经典问题，还因为任何对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如果仅以现、当代文艺理论或西方文艺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经典问题，指导文学史的编撰和教育，忽视文学经典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其讨论始终有浮游于枝叶的嫌疑。所以，此文的宗旨，就在于拓展中国文学经典研究话题的领域，追根溯源，寻找中国文学经典诞生和延传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关注权力与审美这两方面，以之梳理其中的思维惯性。为清晰地介绍本文的主要内容，此以“汉魏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建构”中的关键词，围绕权力与审美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说明。　　 首先，就“汉魏”而言，是本文研究对象即“文学经典传承与建构”的时代断限。选择汉魏这样一个封建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断限，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丰富文化成果的封建王朝，体现了权力与美学理想的复杂交织。在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国数年的混乱后，中国历史终于迎来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全新时代。在这样一个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领域内，曾经一切都被打破的秩序和规范需要重建，特别是权威思想意识的树立，对于当时统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当然，权威思想的树立，主要是文化领域的各种思想体系的权力调整和分配。在此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儒家与黄老道思想的斗争，最能说明问题。思想派系的碰撞和竞争，必然会突显出一些特别璀璨夺目的思想光辉，并被选定为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代言者，在政治强权的保护下，最终被绝大多数人接受、认可，进而成为普世尊崇的经典。于是，一些经典文本就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冲突中产生了。在本文的第一章，集中讨论的就是儒家经典是如何在被彻底撇弃后，而又在汉代重树经典权威地位的过程，其中遇到了怎样激烈的思想文化论争、以及儒家经典如何面临挑战和延传的问题。汉代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就是确立儒家文本的权力机制的过程，由此确立了思想上的绝对权威;并且，在儒家经典的“师儒传业”的权力机制下，保证了儒家经典的延续性的经典地位。汉代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那时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思维惯性，可以说，至今仍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　　 接下来，就是讨论本文的研究关键词之一“传承”。对于汉代文学经典的“传承”，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汉魏文学经典是传承于儒家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的强势话语，在确立与儒家经典的意识形态权力传承关系、美学同构关系后，儒家经典可以作为文学经典获取审美权力的凭据和合法性佐证，由此文学经典也就具有了话语强势，这就是本文第二章所讨论的内容。正如第一章所述，汉代是儒家经典的时代，其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保障的师儒习业机制而成为意识形态中最强势的话语。在政治意识形态强势话语的辐射下，确认为其支裔的文学作品，迫切需要为其审美性获得话语强势，而儒家经典的话语权力就为之提供了这种可能。可以说，汉代文学经典的强势话语的确立，是传承了儒家经典的审美权力话语或是思维惯性。具体说来，围绕审美权力，即审美性所借助的强势话语，可以从五个方面论述:一、儒家经典以师儒习业的传承机制保证了自己的绝对话语权力，由于与文学经典之间有嫡系血脉关系，这样话语权力可以传递给文学作品，使之具有获得同样话语权力的可能;二、儒家经典与文学经典存在着美学同构关系，也就是在审美上的一致;此可以为文学作品争取审美性话语强势提供可能。三、儒家经典是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其强势控制文学经典的审美权力的取得，文学经典只有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构成合谋，才能分配得审美的权力，获得自己的话语强势。四、文儒是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忠实崇信者，同时是让文学经典获取审美权力的主体，即是说，儒家经典与文学经典的权力主体同一;五、儒家经典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与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学理论话语是同源的，两者话语同构或实质同一，由此决定文学经典的强势话语的取得，即建构文学经典。　　 对于“传承”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汉魏文学经典自身获取的审美权力的历史根性和变迁脉络，此是本文第三章所讨论的内容。在汉代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由于审美权力存在于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各个日常生活层面，本文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张衡、曹丕等五位经典作家，从他们被建构为经典作家的具体事例中，通过分析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经典以及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寻找他们的审美性作品获得权力赞助的历史根性。他们都在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让审美性文章获得话语强势，诸如司马相如的辞赋甚至是作为国家美学理想，被建构为文学经典。本文分析他们能够成为经典作家的通约性因素，寻找汉魏文学经典审美权力的历史根性——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怀，追求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和身后关怀意识。这也深刻验证了文学经典的审美权力强势话语的获取，而是与社会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讨论“传承”之后，再看题目中的关键词之一“建构”。对于汉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可以说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建构”，当传承了儒家经典的强势话语权力后，文学经典得以获取自己的审美权力，由此确立强势地位，才能成为经典。对于审美权力，是把审美拉入日常现实生活中，让其具有具体可感的现实功利意义。审美权力的假设并不是把审美等同于政治、经济等权力，其需要“力”的推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审美本身的非功利意义。作为经典的审美价值观，审美本身的非功利、非利害的纯粹属性，还是审美权力最本质的内涵之一。汉魏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是审美权力强势话语的获取，既需要政治等现实权力推动，又指向人性方面的永恒情感。审美权力的理论假设，必然内在地包含有权力和审美的两个理论维度。所以，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理论上假设权力和审美能够独立发生作用，从理论可能上抽离出权力、审美两个维度来论述。　　 第一方面，汉魏文学经典需要来自于外部权力的建构力量，这就是本文第四章所讨论“实用理性的权力:权力氛围与文学经典建构的功利意义”。在汉代经世致用的政治语境下，我们讨论文学经典的建构，就不得不关注到文学外部的权力斗争、交织或妥协的结果以及影响。不仅儒家经典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符号暴力”，文学经典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与意识形态等权力构成合谋。本章节集中探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教育权力、精英权力对于文学经典建构的有着“力”的推动作用。　　 第二方面，虽然阶级利益集团的实用理性权力，无所不在，笼罩一切，但汉魏文学经典的建构，还需要有文学经典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品格和审美永恒性。此即是本文第五章所讨论“审美意识的闪显:儒经祛魅与文学经典的美学精神诉求”。如文学经典的建构仅依靠外部权力的推动，这种权力往往具有时效性，并不能永久地使之占有和保持经典地位;而来自文学作品自身的审美特性，却让它具有永恒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能够给任何时代的人们带来审美愉悦，获得瞬间的自由体验。这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言，显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概言之，来自外部的权力力量和内部的审美魅力，都是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不可偏废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