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告诉人们要素的积累和技术的前进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者强调了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制度尤其是官员更替带来了政策的频繁改变,进而会影响到企业投资进入新市场和潜在企业家的创新。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经济增长的同时,一些学者以“制度红利”角度来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它强调了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我国特殊的“政治分权”和“财政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掌握着较大的“权力”去自主发展经济和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以经济绩效为考核的上升机制也使官员目光聚焦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上,与此同时,微观企业能促进创新型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收入流动性等已成为共识,企业的生成将与政府官员经济、政治目标在一定程度得到了较深程度的契合。创业活力已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能带动就业增长和提高社会的收入流动性,而且,还促进了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的开拓。政府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了企业家活力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激发亿万群众创造活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的目标。现有文献研究中,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有大量文献已经证实了创新活力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现有研究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献其焦点常集中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等。对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成的影响避而不谈,创新活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无需多言,本文实证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成的影响。在综合大量研究政策不确定性与有关企业生成范畴的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对于地区、社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大型企业为目标,利用自行收集的地级市官员变动为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组成了基于1999-200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与企业生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官员变更为代表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生成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并且,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成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首先,政策不确定性显著的负向影响所有制为私人的企业,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政策不确定性显著的负向影响注册资本类型为内资的企业,而并不显著影响外资企业(包含港澳台资本),最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的负向影响小型企业,而对中型和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