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昌耀的诗歌写作中，英雄特性、对苦难的体认和超越、对生之认同及对意义的求索与求索中的困惑等因素及因素的交织，构成其诗歌世界的悲壮性气质。在其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的不同阶段，这种悲壮性气质以或显或隐、或浓烈或沉郁的方式呈现。早期，被难荒原、身处忧患，在同期及回归初期(80年代初期)的诗歌写作中，昌耀以爱和信念为支撑，对生命、生活、不幸、家园书以阳刚、悲悯与多彩主题，以期在精神救赎中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对宿命的嘲弄，是悲壮在显性写作中的隐性呈现。80年代中期及以后，面对社会、思想、生存、写作、生活和情感上的矛盾，昌耀有所困惑，身处孤独但仍然追寻并追问，没有回答，但仍然坚持，于是，在两极的张力与空寂中悲壮性进一步加深、扩大，这一切都体现在诗歌中。笔者试图在笔力所及的范围内对这一悲壮性进程进行分析。　　 论文在绪论第一部分对昌耀生平及其诗歌作一次轮廓性描述，第二部分对‘滚石者”进行界说同时表明本文写作缘起。第一章主要以昌耀早期及回归初期的诗歌作品为例证，论述昌耀以爱和信念实现对生活苦难与命运不幸的超越，是悲壮的阳刚性体现。第二章，引用的诗歌以昌耀回归中期的作品为中轴向两方递进，来分析其诗作中的几组主导性意象群，试图使其诗歌的悲壮性特征进一步凸显，本章同时具有承接的作用。第三章，分析在内外力的挤压和撕扯下昌耀的诗歌写作，这是一个进取与踟蹰、追寻而焦灼、发问而无所得的阶段，也是悲壮性的最大化。　　 悲剧强调的是其结局，而悲壮则是悲剧中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过程，是悲剧的升华。虽然昌耀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余生，但笔者仍视其为对命运的最后一搏，用诗性的姿态向世界说再见，是--悲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