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实践论立场，反思认识论的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以《天问》“多奇怪之事”为个案探讨了译自域外的“神话”概念之本土对象化现象--“语怪”。在对“不语怪”的儒家理性所包蕴的内在矛盾进行阐释的基础上，重审王逸《天问章句》的注疏学问题。　　 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引进西方“神话”概念处理中国古代文化问题，漠视本土重“雅驯”、轻“奇怪”的理性文化主流意识，将经史传统内部视为异端的“语怪”经验为“神话”学研究对象，于是有“神话历史化”假说。这种神话-语怪对应方案背后隐藏的是按照西方模式重建本土现代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的政治诉求，却因忽视了本土实践的主体性而不能确诊中国文化的问题。鉴于此，论文采取还原研究的策略将“神话”“语怪”放还各自所在的古典文化语境加以勘察。　　 通过对王逸《天问章句》之儒家正统立场的解读，论文指出儒家“不语怪”立场与前儒家“非语怪”立场之间的对立和联系，并说明与西语“神话”一词对应的本土传统话语不是《鲁论》以后“语怪”注疏的具体指涉，而是逻辑上(非时间上)前(超)“语怪”--即“语怪”和“不语怪”尚未分离“前”--的“非语怪”传统。在“非语怪”假说观照下，“不语怪”之儒家自我确认的主体实践(文化奠基)特征便凸显出来，进而通过世本-图谱双重诗学机制假说，给予《天问》“多奇怪之事”“文义不次序”等传统注疏学经典问题以新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