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水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快速发展的模式下也衍生出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环境规制手段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是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一项重大政策。然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可能会提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成本,缩减企业的盈利状况。地区之间环境规制的差异会让企业重新考虑产业布局,进行产业转移。基于此,本文对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贸易的关系展开研究,从技术进步层面分析环境规制是怎样影响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贸易的,并结合实证分析进行检验。本文首先选取中国2012年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贸易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环境规制内生性问题,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净出口的影响,检验国内省份间是否发生“污染避难所”现象。在此基础上,模型加入贸易流向虚拟变量,探究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份转移。最后,从技术进步角度出发,检验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贸易之间的传导机制。针对国内“污染避难所”的检验结果表明:(1)我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净出口额呈正向显著关系,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污染避难所”在我国国内发生。(2)从贸易流向看,高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也是污染品的主要输出地区,实证结果没有显示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经济发达省份向欠发达地区转移。(3)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省份污染行业的国际净出口影响不显著。从技术进步角度研究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省际贸易关系得出:(1)东部省份污染行业的技术进步显著影响其省际净出口,且环境规制显著影响东部省份的技术进步。即环境规制强度已经达到“波特”假说的拐点之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对污染企业技术进步作用未知。(2)剔除技术进步内生性后,得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不会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进步继而影响外资企业的生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