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配合日本孝德天皇、天智天皇等统治者的政治改革和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开始在日本光大，进而影响到汉诗的产生和创作，从而出现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中以表现儒家思想为特征的汉诗。可以说《怀风藻》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很有价值的比较文学研究文本。本文重点分析儒家思想是怎样对《怀风藻》汉诗的产生和其状态发生影响的，并探讨了这些影响背后的历史原因。 本文第一章主要分析儒家思想在日本传入和在飞鸟奈良时代的昌盛，并说明了《怀风藻》汉诗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怀风藻》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诸多方面。以见《怀风藻》汉诗和中国文化的亲缘关系。 本文第二章第一节着重分析《怀风藻》中的侍宴应诏诗。遵循儒家思想而创作的汉诗首先以侍宴应诏诗这种仪礼性诗歌的形象出现，表明汉诗这一文学体裁是建立以天皇为权力中心的新价值观的一环。这种因政治的需要而出现的文体一开始并不能圆熟地为日本诗人所运用，他们从中国诗人的诗歌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因而缺乏独创性和真实情感。这些侍宴应诏诗烘云托月，塑造出不同于日本本土形象的天皇形象。儒家圣王在诗中迭出不穷，都成为天皇之化身，甚至在汉诗的描绘中天皇能凌越圣王，这无非是仿中国诗歌而赋成其诗。日本飞鸟奈良时代崇儒、崇唐的政治风气起着作之外，日本本土神道文化有接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土壤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章的第二节主要讨论了《怀风藻》中侍宴应诏诗之外的几首体现儒家思想的汉诗。《释奠诗》叹孔子之有德无位，《过神纳言墟》咏神纳之用舍行藏，文武天皇述修身之志，体现着儒家思想对奈良时代皇室、贵族和官员的影响。如果说《释奠诗》还是仿《论语》及其他释奠文的辞句而做的仪式歌辞的话，那么《过神纳言墟》和《述怀》则是述志抒情、凭吊伤怀之作，较多地体现出诗人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脱离了仪礼性的汉诗也能承载儒家思想的光辉，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儒家思想也影响到诗人的道德生活，并诉诸文学。 第三节中，主要讨论了《怀风藻》儒家思想汉诗的独特个性，首先日本初期儒学的政治儒学特征使《怀风藻》汉诗多为侍宴应诏诗，并多表现歌功颂德的内容，从儒学角度表达内心情感的不多。其次，引用前人观点，分析《怀风藻》运用儒学典故的诗语中的独特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