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台湾地区在国民党当局的领导下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在岛内外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取消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主改革，威权体制开始向民主体制过渡。广义上的民主转型应该包括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直至民主体制最终确立、巩固的整个过程。单就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过渡来看，台湾的民主转型比较顺利，被誉为“宁静的革命”，台湾民众在民主化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成果。但就建立的民主体制及其运作来看，台湾地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一般认为，它受到了民粹主义的困扰和冲击。早期的台湾民粹主义是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反叛，包含着民主的合理内核。但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台湾民粹主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反专制变成了反对外省人，反国民党变成了反对“中华民国”。随着政治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分殊化，台湾民粹主义已经沦为政治人物获得政治利益的廉价工具。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政治人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直接诉诸占人口多数的本省人，以民意来挟持其他政治力量，利用省籍问题，煽动选民的情绪，激化了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造成了台湾社会的泛政治化和严重对抗，形成了台湾的“政治乱象”。在刚刚开始民主化、政治理性不足、公民社会缺失的台湾，在历史的“悲情”中成长的台湾民众长期渴望“出头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民粹主义的参与者或支持者，他们强烈响应和支持“本土化”、“爱台湾”等“政治论述”。台湾民粹主义现象的突出特点是强调本土人统治的正当性，因而带有一定的地域情结和族群情结，它使台湾的民主转型面临着一种尴尬局面。从根本上说，民主政治建立在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上，而在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操弄下，台湾的民主转型却滑向了以省籍身份认同为基础的路径。第一章先讲了两个基本概念：民粹主义与民主转型，并对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进行明确定位。然后分析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不足，紧接着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最后是基本思路和理论框架。第二章主要探讨民主转型本身促发民粹主义的因素或条件，主要从利益分析的视角探讨转型期民粹主义的利益驱动因素。民主转型期过程中往往形成普力夺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获取政治权力而展开政治博弈，而民粹主义因为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而被政治人物所采用。民主转型促发民粹主义的其它因素还有政治制度的设计、直接民主的陷阱和“选举主义谬误”。第三章主要分析民主转型中的情境问题，即民主转型是所处的特定社会与历史背景对于民粹主义产生的影响。本章分析了台湾民主转型时所处的特定社会与历史：移民社会与族群政治、历史悲情与国家认同困境、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经历、外部环境(中国大陆因素与美国因素)的影响等，并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台湾民粹主义的特质：以政治议题或族群议题为诉求内容，以本土人为诉求对象，以“爱台湾”、“台湾意识”为诉求口号。这些特质与拉丁美洲的庇隆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第四章主要讲了李登辉时代民粹主义和陈水扁时代民粹主义的生成过程及其表现，认为这些民粹主义都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利益博弈的结果，通过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获得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并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粹威权”。2005年之后，民粹主义有式微的迹象。第五章主要讲民粹主义对民主转型和民主体制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最后，本文认为，民主转型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潜在冲动，处于民主转型中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更容易产生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的特质取决于该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特定历史和社会基础。本文用利益分析法分析民主转型中民粹主义的利益驱动机制，认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的实质是利益问题，即它是政客获得政治利益或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或策略。民主转型可谓向多元政治力量提供了一个参与或执掌政权的契机，在刚刚建立的脆弱的民主体制下，选民的公民意识不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缺失或难以建立，政治主体在获取政权方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政客基于选举利益的考量甚至不择手段，选举已经让他们忘却了恐惧和廉耻，民粹主义也就这样成为他们获取利益的一种工具。本文用历史分析法探讨民主转型中民粹主义的特质。本文对台湾民粹主义的考察不仅仅局限在民主转型时期，而是将其放入到整个台湾的发展历史中，放在世界政治发展的背景之下，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特点以及对于台湾民主转型的影响，从而认为民粹主义的特质是由民主转型中台湾特定的社会历史决定的。民粹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离不开它自身的历史环境。